陈郡袁氏同汝南袁氏是袁氏的两大望族。袁姓首先在陈郡形成望族，但西汉时袁氏在正史中无传，只在野史和一些碑刻上有所反映。东汉时期，从陈郡分出的汝南袁氏在史籍上大放异彩，成为东汉著姓，这支袁姓的开基祖为从阳夏别居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商水)的袁安。汝南袁氏在东汉中后期显达，袁安曾任河南尹、太仆、司空、司徒等职，位高权重。袁安子袁敞，袁安孙袁汤，袁汤子袁逢、袁隗也都担任过三公的职务。这样，自袁安始，汝南袁氏四代人中先后有五人担任三公的职务，被称为“四世三公”，“四世三公”也成为汝南袁氏功绩与荣耀的代名词。当然，汝南袁氏家族中还有许多人担任太守、九卿、中郎将之类的职务，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记载，当时天下士大夫无不奔走于袁姓门下，其“权之重，势之盛，天下莫得而比”。东汉末年，一度割据天下的袁绍、袁术落败后，汝南袁氏辉煌不再。陈郡袁氏自袁滂任司徒开始，直到唐代，子孙连续13代都有人担任重要职务，活跃在政坛将近600年。如果说汝南袁氏在东汉时大放异彩，强盛了百余年并上演了由盛而衰乃至最终湮灭的历史悲喜剧的话，那么从曹魏至隋唐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由陈郡(当时为陈国，后改为陈郡)袁氏唱主角，再创袁氏家族史上的辉煌，对袁姓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陈郡袁氏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成为东晋南朝重要政治支柱。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一些袁姓人或为追随名主，或为避难他乡，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迁徙浪潮。晋代永嘉之乱后，西晋灭亡，东晋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随晋室南渡者有许多中原士族，其中也有袁姓士族。渡江后，所东晋、宋、齐、梁、陈，在朝中做官的袁氏，多因官居于江南各地。
    东晋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时期，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是高门士族的领袖，其次便是陈郡袁氏和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与谢氏、王氏、萧氏联姻，王、谢、袁、萧并称四大盛门。据《晋书》、《南史》等书记载，袁湛、袁豹兄弟二人的母亲是东晋宰相谢安的侄女，袁湛又娶谢安侄子、东晋名将谢玄之女为妻；袁湛的外甥，是陈郡谢绚；袁粲的母亲，是琅琊王氏、太尉长史王诞之女。因为这层关系，彼此相互提携，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政坛上发挥作用。袁宏本是一介平民，后得到安西将军、豫州刺史陈郡人谢尚的提携，进入仕途；袁湛、袁豹在仕途上的升迁，也得到陈郡谢氏的帮助。
    陈郡袁氏还与南朝皇室联姻。南朝宋文帝的皇后袁斋妫即是东晋太尉袁湛之女，南朝宋武陵内史袁觊的女儿嫁给齐武帝子竟陵王萧子良为妻。南朝梁时，袁昂任宰相时，仆射徐勉受武帝重用，势倾天下，在袁昂府中喝酒时，竟要袁昂出内眷随侍。见徐勉那张狂样子，袁昂不动声色地让家眷五六人出来应酬，并且故意装出一副很有歉意地说：“我家没有年轻漂亮的女子，这些老妇人都是我的妻妾。他们有的是王妃生母，有的是公主婆母，现供你使唤。”徐勉闻听此言，方才知袁昂尊贵，吓得慌忙向袁昂道歉。尽管南朝皇帝与陈郡袁氏之间有些矛盾，甚至发生激烈冲突，总的来说，双方合作大于对抗。陈郡袁氏是南朝皇帝依赖的重要政治力量，自袁湛在东晋末期出任太尉始，袁粲、袁昂、袁枢、袁宪等先后在南朝担任宰相之职。
    唐人林宝《元和姓纂》云：“袁氏自后汉、魏、晋至粱、陈，正传世二十八人，三公、令仆一十七人。”这其中主要是指陈郡袁氏。
    第二，衍生了众多袁氏支系，促进了袁姓发展。
    陈郡袁氏有一支在东汉末年迁居南方。袁霸弟袁徽以儒术闻名于世，他曾在江汉末年的大战乱即将爆发前对堂兄袁涣表示：“兵革既兴，外患必众”，我要到偏僻的山海之间躲避以免除祸乱。袁徽后来果然举家迁居交州(治所在今越南北宁省仙游东，后移治今广西梧州市、广东广州市)。在西晋末年渡江南下后，陈郡袁氏聚居在今江西宜春，并在此形成望族，袁州也田袁姓聚族而居得名。袁氏是东晋南朝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仕宦等原因，这支袁氏在今江苏、浙江、江西等地繁衍，并向福建、两广等地迁徙，称盛于江南。据《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太平寰宇记》、《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等载：豫州汝南郡七姓有袁氏，徐州彭城五姓有袁氏，袁州宜春郡四姓之首为袁氏。可见唐宋时期袁姓仍为中原大姓，南方的江苏徐州、江西宜春，袁姓也已形成望族。
    东晋末年，陈郡袁氏有一支北迁，在北魏政权中任职，定居于今河南洛阳。隋朝灭陈后，将原在陈朝任职的官员迁至京城，原在陈朝任尚书仆射的袁宪也在被迁之列，袁宪及其子孙相继任职于隋唐两朝，定居于今陕西西安。
    另据《元和姓纂》等典籍，陈郡袁氏还衍生出陈留(治今河南开封陈留镇)、京兆(今陕四西安)、华阴(今属陕西)、河东(今山西太原)、河南(今河南洛阳)、濮阳(今属河南)、袁州宜春(今属江西)等。
    第三，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定贡献。
    陈郡袁氏文化底蕴丰厚。袁氏后代袁良，于西汉末年曾向孟喜学《易经》，精通《易经》，在西汉明帝时被举为明经博士，从此《孟氏易》成为袁氏的家学，袁氏子弟都得诵习《易经》。袁涣的曾孙袁瑰在东晋任国子祭酒(全国最高学府国子学的主管)等职。他曾上书朝廷，要求重视儒学，恢复因战乱而受到削弱的礼教，因此，受到晋成帝的重视，东晋从此开始重视儒学教育。《隋书·经籍志》记载：陈郡袁氏中袁涣、袁淮、袁质、袁乔、袁休明、袁豹、袁彦伯、袁宏、袁山松、袁淑、袁粲、袁昂、袁枢、袁宪等都有文集传世。袁乔博学多识，才华出众，曾为《论浯》、《诗》作注：袁乔的孙子袁山松，年幼时即有才名，著有《后汉书》百篇。他喜好音乐，当时流传一首歌曲叫《行路难》，歌词颇为粗疏质野，经过他的修改、加工，使词、曲更为精练、凄婉。他每当酒酣耳热之际，便高歌此曲，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流泪。人们把同时代的羊昙善唱歌、桓伊好唱挽歌、袁山松喜好《行路难》井称为“三绝”。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袁宏，他—生写下诗赋诔表等杂文三百余篇，其中著名的则是在任桓温府记室时创作的《东征赋》、《北征赋》、《三国名臣赞》。当时就有“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的赞誉，时人尊袁宏为一代文宗。袁宏还是著名历史学家，他的主要成就还表现在他的史学著作中，除了久已散佚的《竹林名士传》之外，《后汉纪》是他留传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后汉纪》与南朝宋时范晔所修《后汉书》，一书一纪，相得益彰，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作出了“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的结论。
    第四，为后世树立一个清廉的榜样。
    北齐时期，政治黑暗，官吏争相贪赃枉法，而北齐项县人袁聿修(531—582)却卓尔不群，为官清政廉洁，被人赞誉为“清郎”。袁聿修在任信州刺史时，廉洁奉公，处事公允，深受一州百姓的拥护。齐后主武平初年，朝廷派御史分别巡行各州，考核各地官员政绩。与信州相邻的州都受到御史的弹劫，而政通人和，经济发展的信州竟被视为“免检单位”。当他任职期满时，一州僧俗民众依依不舍，有的还带来酒肉告别，很多人准备远送。他离开信州后，以郑播宗为首的信州百姓七百余人曾向朝廷上书，请求为他刻功德碑，以彰其功，朝廷特意恩准。
    北魏、北齐时，位居要津者彼此都要相互联络、互相馈赠，袁聿修担任吏部尚书十年，没有接受一升酒的馈赠。尚书邢邵与袁聿修是老相识，常戏称他为“清郎”。北齐大宁初年，袁聿修以太常少卿的身份受命巡行各地，并考察各地官员优劣。路经兖州，时邢邵任刺史，两人话别后，邢邵派人送给袁聿修一匹白绸，袁聿修不但没有接受，还写信责备邢邵。邢邵很受感动，去信感叹道：“往日老弟被誉为清郎，而今位高权重，可称为清卿。”
    第五，保持士大夫的气节，以正直的知识分子形象影响后世。
    汉末至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世人为了保全性命，委曲求全，苟且偷生，那些士大夫也丧失了所谓的“名节”。而陈郡袁氏却恪守正义，不畏强权。
    东汉末年，陈郡人袁涣为避中原兵乱，流寓江、淮之间。先是投奔袁术，吕布在阜陵击败袁术后，袁涣被吕布拘留。吕布命令他写信辱骂刘备，遭到他的严辞拒绝。吕布三番五次地催逼，袁涣仍不答应。吕布大怒，手执兵器威胁道：“如果你依照我的命令写信辱骂刘备，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否则你就死于我的刀剑之下。”面对死亡的威胁，袁涣轻蔑地一笑：“我听说世上只有以德行使人感到羞辱，从未有谩骂而使人受辱的。假如刘备有君子风度，接到您的辱骂信后，会非常鄙视将军的如此行为；倘若他属小人之辈，也会像您那样，回敬一封辱骂您的信，那样招致耻辱的是我们而不是刘备。况且我以往曾侍奉刘备，他有恩于我，我不愿写信辱骂他。您让我写信骂他，就像我现在跟随将军，一旦离去，别人命我写信辱骂将军一样，很不合适。还望将军三思。”素来只逞匹夫之勇的吕布被袁涣的一番高论折服了，很惭愧地向他道歉，不再逼袁涣写信了。曹操剿灭吕布后，袁涣在曹操手下做事，提出了好多有益于世的计策、建议，都被采纳。袁涣有两点尤其使曹操看重：吕布败亡时，在吕布手下谋事的颍川大族陈群父子谒见曹操时，行跪拜大礼，而袁涣只长揖不拜；曹操赏赐部下车辆数乘，让他们随意掠取吕布军中物资，好多人都满载而归，唯独袁涣只取数百卷书和一些钱粮。
    袁宏在东晋时任大司马桓温记室(秘书)，专管文书记录工作。他为人正直，虽然受到桓温礼遇，但他对桓温企图篡逆，严重威胁其他世族利益的行为极其不满。他见桓温作为晋皇室的女婿，却丝毫不顾及皇室利益，便非常鄙视桓温，虽为其部属，但更忠于晋朝。他在其著文和谈论中，对桓温多有冒犯，所以“荣任不至”。直到桓温死后，袁宏才由吏部郎出任东阳郡太守。袁宏在《东征赋》的结尾处，将西晋永嘉年间随琅琊王、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司马睿(后来的晋元帝)渡江的诸位名臣一一著录，并分别称赞其德行。由于袁宏在当时文坛声誉很高，他的《东征赋》一问世，人们争相传看。那些被袁宏列名的诸位名臣后代倍感无上光荣，未被登上的名臣之后觉得受到冷落，就有意找碴。桓温的父亲桓彝虽是渡江名臣之一，曾任宣城太守，在东晋初年平定苏峻之乱中为国死难，但袁宏在《东征赋》中故意不列桓彝之名。与袁宏同在桓府又与之友善的伏滔多次劝他把桓彝名字列上，袁宏却笑而不答，始终未改。桓温非常气愤，惮于袁宏是一代文宗，一直隐忍未发。桓温想让袁宏在赋中称颂其父，又不愿把此事张扬出去弄得人人皆知。有一次桓温率大司马府属吏游历青山时，  质问袁宏：“你作《东征赋》，称赞了那么多先贤，我父亲为国尽忠，为何不见赞誉?”袁宏在此危险时刻，沉着应答，使桓温无计可施，只得放弃借机报复的打算。
    南朝宋太子左卫率袁淑虽然人书生气十足，常常受到别人的作弄，官运不畅，却很有气节。宋文帝刘义隆的太子刘劬行为多违反法度，受到刘义隆的责难，他害怕被废黜，与始兴王刘浚密谋后，决定弑文帝篡位。在行动之前，他召集袁淑和萧斌等人假作备受委屈的样子，痛哭流涕地说：“主上听信别人谗言，准备废黜并处置我。我自认为没有罪，不能受这些冤枉气。明晨我要发起武力行动，请你们全力协助，”袁淑劝他：“自古无子杀父的道理，  请殿下三思而行。”刘劭对袁淑的不合作态度非常恼怒，恶狠狠地逼问：“我这次行动能成功吗?”袁淑正色回答：“肯定能成功，但您的这种行为必为天下人所不容，大祸会立即到来。为殿下考虑，应取消这次冒险行动。”刘劬知袁淑与自己不一心，便令人将他杀死建康(今南京市)奉化门外。
    第六，忠心为国
    东晋南朝政权频繁更迭，这就使得那时的官吏和土大夫忠贞之念淡薄。只要政权更迭不影响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弃旧投新。陈郡袁氏在当时以“忠义”著称。《南史·袁湛传》作者这样赞誉陈郡袁氏：“夫义重于生，空传前诰，投躯徇生，罕遇其人。观夫宋、齐以还，袁门世蹈忠义，固知风霜之概、松筠其性乎。”
    宋明帝临终时曾托孤，由袁粲同褚渊、萧道成等四人共掌机密。后来，由于萧道成掌握兵权，加上褚渊倒向萧道成，原来四人执政的格局被打破。萧道成权势日重，颇有不臣之心，他欲废黜明帝子刘昱(后废帝)，另立新君。袁粲认为刘昱没有大的过错，不应该擅行废立，但萧道成不听劝阻，暗中指使人杀了刘昱。袁粲从中看出萧道成有篡位的野心，自以为身受明帝重托，不能让刘宋江山归于外姓，于是联络刘氏宗亲，和亲宋势力，密谋消灭萧道成。升明元年(474)，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对萧道成，袁粲也积极准备选择时间举兵。不料，因走露了消息，萧道成闻讯及时调动兵力围攻袁粲，袁粲与儿子袁最都死于刀剑之下。父子两人死得很壮烈，当刽子手举刀挥向袁粲时，袁最大叫一声，抱着父亲，请求先死，在场的士兵被这个场面震惊了。袁粲感叹地说：“我不失为宋朝忠臣，你不失为我的孝子”。他临死前，对袁最说：“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身为宋朝宰相，不得不尽力抗争”。这种义重于生、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可敬可悲。袁粲丝毫不为自己的行动后悔，他索要纸笔明志：“臣义奉大宋，策名两毕，今便归魂坟垅，永就山丘”，至死也不向萧道成低头。当时人们曾作歌赞扬这为国尽忠的父子，鞭挞卖国求荣的褚渊：“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莫作褚渊生。”
齐朝末年，宗室萧衍起兵襄阳，进攻建康，当时州郡望风皆降，唯独袁昂拒守吴兴。后萧衍写信给袁昂，喻以祸福，袁昂见齐大势已去，不忍心这经济发达、百姓安居东业的吴兴遭到战争破坏，只得罢兵撒守。
    贞明三年(589)，隋朝军队渡江南攻陈朝，打进建康城，焚烧宫城北掖门，护卫的兵士争相四散逃命，朝中大臣纷纷躲藏，唯有袁宪随侍陈后主。陈后主感叹道：“我住日也没有特别优待你，可是你却忠心耿耿。方今危急时刻见到你，使我常常体会‘岁寒而知松柏之凋也’此句话的内涵。而今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并不仅仅是我无德无行，也是江南士大夫道德沦丧所至。”
    陈郡袁氏的忠义之举受到后世称赞 。唐太宗为晋王李治选择德行学识兼备之士作僚属时，特意征询中书侍郎岑文本：“梁、陈时期的名臣，有哪个可称道？他们还有子孙可以延用否?”岑文本向太宗奏道：“隋朝灭陈时，陈之文武百官四处逃窜，唯有袁宪随侍在陈后主身旁。王世充在洛阳将篡位时，隋朝大臣们纷纷献劝进表，而给事中袁承家(袁宪子)借口有病不在劝进表中署名，他们父子可谓忠烈之士。袁承家弟袁承序清贞高雅，继承了父兄传统，可堪大用。”于是太宗用袁承序为晋王侍读，加授弘文馆学士。
    总之，自汉末至唐朝，陈郡袁氏冠带相继，为后世留下许多值得回味，借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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