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中是北宋长期实施的制度，对筹措、收购粮草有重要作用。入中的含义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中有准确的分析：“所谓入中，即商人以刍粟等物输纳於政府之义，所以亦称为'中纳’或'入纳’。不论入纳刍粟或实钱或其它物，又不论入纳於塞下或其它州军，不论入纳在京榷货务或折中仓，凡此种入纳之事，俱得谓之'入中’。从宋代载籍上随在可以证明之。至於'折中’则谓将商人所入中货物，优其值以缗钱或茶盐香矾等物折合而偿还商人之谓，故亦谓之'折博’。宋初在京师置折中仓，其名即由此而来。折中仓在淳化中又改称折博仓，'折中’与'折博’所以同其义。所以，'入中’与'折中’为一件事之两面，彼此有联系而不可分割。”“入中”指商人对政府的入纳关系而言，“折中”指官府对商人的支付关系而言。这种买卖关系有两个特点：第一，商人入纳得到的酬偿，不同于市场上的现钱现货交易，而是期权交易，异地兑付，由入纳地政府发给有价凭证——钞引，到京师或其他州军兑付。第二，对商人入纳物货的支偿，并不完全按当地市价，而是根据入纳地的远近等因素，高其值进行折算。“入中”是以入纳钱斛换取指定地点的相对应物货(或钱)，“折中”则有以支偿物货折算所入钱斛的含义。
   
    一、入中与军粮储备
    北宋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长期屯驻重兵，军储不可少缺，本地租赋“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入无几”①，调粮又扰民太甚，于是丰熟之际“市刍粟，广储蓄，以息编氓飞挽之役”②，成了陕西、河东、河北沿边地区的惯例。籴买粮刍的方式可分三类，一是现钱(或金银绢帛)交易，依市价和籴，二是摊派征购，低价强买，三是溢价入中，以期权方式异地支付茶盐现钱。三边地区现钱有限，摊派征购当属苛政，北宋前中期较少实施，溢价入中可调动全国财力满足军储，是长期实施的措施。“诸州军逐年夏秋例各置场和籴，入中诸般粮草，准备军须。”③入中利用商人在流通领域的作用，以茶、盐、香药交引和京师钱钞等为支付手段，以收“贸易商赀以实边，农人不扰，而西鄙足用”④之效。
    在陕西、河东、河北沿边三路，粮草籴买的重要性远远高于二税。以河北为例，仁宗时期，“每年河北便籴粮斛三四百万石，约支见钱四五百万贯”⑤。
    沈括云：“便籴者，次边粮草，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慢茶钞及杂货。慢便钱谓道路货易非便处，慢茶钞谓十三山场榷务。”⑥“便籴”即入中贸易。河北军粮“一年约支七百万石，或缓急添屯军马，所费转多”⑦，籴买额高于赋税收入。河北沿边十一州军岁用粟180万石，豆60万石，刍370万围，而沿边民户稀少，租赋较轻，“并边租赋岁可得粟、豆、刍五十万，其余皆商人入中”⑧。租赋仅占军用粮草的8.2%。
    景祐元年(1034)，三司使陈琳说：“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其赋入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余悉仰给京师。”⑨所谓“悉仰给京师”，一是中央直接支拨籴本，二是由中央支付茶盐钱等钞引籴买。如景祐二年十月，“出内藏库缗钱七十万、左藏五十万，下河北转运司市军储”⑩。内藏库是由皇帝直接支配的财政资源，左藏库是三司支配的中央储备，均属“仰给京师”范畴。京师支付钱银绢布为籴本属临时调拨，无一定之规，而给钞引募商人入中，却是北宋长期实施的重要举措。
    河东十三州二税收入为39.2万余石，赋外“岁给和籴钱八万缗”，随税科籴82.4万余石。元丰元年（1078），诏罢支河东籴本，“以其钱付转运司市粮草”，其本钱主要来自河东永利监榷盐收入。“商人输钱於麟、府、丰、代、岚、宪、忻、岢岚、宁化、保德、火山等州军，本州军乃给券，於东、西监请盐。”“其卖到盐钱系应副本路收粮草，别无盐钞。”永利监年产盐625万斤，合3.13万席，按中价每席55贯计，年收入约17.2万贯。此外，赐河东“京钞见钱”15万缗，“末盐钱”20万缗“市籴粮草”。加上原来支拨的籴本8万贯，中央支付给河东的“年额”籴本为60.2万贯，可籴买粮斛100万石左右。河东籴本绝大部分由永利监盐、末盐(东南盐)、京钞构成，说明入中是筹措军粮的主要方式。
    总之，在没有战争额外开支的情况下，河北每年籴粮四百万石左右，河东一百万石，陕西约七八百万石。马草以束计，其数不低于粮斛。战争时期，入中粮刍数甚至成倍增加。京师驻军最多，但其军粮主要依靠汴河漕运，入中粮刍不多。京师入中的以现钱金银绢布为主，以满足中央财政储备为目的。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说：“入中在供给京师上的作用不亚于官府的纲运。”
    二、入中与折中源流
    入中钞引之制源于唐代飞钱，史学界已有共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载：“商人先经三司投牒，乃输左藏库，所由司计一缗私刻钱二十。”“刻”即克，克扣之意，即缴纳2%的手续费。“开宝三年(970)，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俟商人赍券至，即如其数给之，自是无复留滞。”至他州“如其数给之”，无溢价，是与入中不同之处。
入中最早实施于京师。乾德二年(964)八月，“置榷货务于京师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师，执引诣沿江给茶”。京师入中给解盐宋初已有之。解盐承五代遗制，分东、西、南三个销售区，唐、邓、金、商、均、房、襄、蔡、郢、信阳、光化十二州军为南区。监榷货务供应库副使安守忠说：解盐“元许客人於在京榷货务入中金银钱帛，纽算交引，就解州两池榷盐院请盐，往南区兴贩”。京师入中算请解盐至南区通商贩卖，戴裔煊《宋代盐钞制度研究》认为“应在太祖开宝二年或相差不远之时期”。 此时入中的目的是充实中央财政，与边防无直接联系。
    沿边入中始于雍熙北伐之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端拱二年十月载：“自河北用兵，切于馈饷，始令商人输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优为其直，执文券至京师，偿以缗钱，或移文江、淮给茶盐，谓之折中，有言商人所输多敝滥者，因罢之，岁损国用殆百万计。冬十月癸酉，复令折中如旧。又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而请茶盐于江、淮，膳部员外郎范正辞、洛苑副使綦仁泽、作坊副使尹崇谔同掌其出纳。每一百万石为一界，禄仕之家及形势户不得辄入粟，御史台纠之。会岁旱，罢。”李焘在此条下注云：“塞下纳刍粮，京师纳粟，皆谓之折中，其实两事。塞下折中自雍熙始，既罢复行。京师折中，今始行之，又以旱罢。”边郡入中与京师折中实施时间不同，均经过即罢复行的过程。《文献通考》卷十五载：“雍熙二年三月，令河东、北商人如要折博茶盐，令所在纳银，赴京请领交引，盖边郡入纳算请始见於此。端拱二年十月，置折中仓，令商人入中斛斗，给茶盐钞，盖在京入中斛斗算请始见於此。天圣七年，令商人於在京榷货务入纳钱银，算请末盐，盖在京入纳见钱算请始见於此。而解盐算请始天圣八年，福建、广东盐算请始景祐二年。”
    沿边入中令于大军所在地纳银，是便于对参战军兵进行犒赏。北伐失败后，河北、河东沿边军储丧失殆尽，驻军增多，粮饷不继，改为入纳刍粮，给钱钞或茶盐交引，钱赴京请领，茶盐由在京榷货务批转至江淮请领。端拱二年（989）京师入中是以斛斗算请茶盐，京师入纳现钱金银算请东南盐则始于天圣七年（1029）。
    河北入中算请解盐大约在咸平初年，解盐主要用于陕西及河东部分州郡折中支偿。咸平三年(1000)六月，“禁断青盐，通放解盐於鄜、延等二十一州军，许客旅入中粮草兴贩，及许於南路唐邓等州货卖”。解盐通商扩大至西区。陕西沿边入中算请解盐始于咸平三年。《文献通考》所言“解盐算请始天圣八年”，是指解盐东区(含三京及京东、京西、河北等三十一州军)也实施通商。此后，因“其遂州军所入粮草又虚抬时估，重叠加饶，又却支解盐极多，以此隔绝客旅，在京全无人纳金银钱帛，亏损榷课”，时而改为入纳现钱金银，时而部分地区恢复禁榷，多次改法，但或入中粮斛，或入中现钱金银以给茶盐或钱的基本原则未有变化。
    陕西入中算请东南茶，始于咸平年间。咸平五年，度支使梁鼎言：“陕西缘边所折中粮草，率皆高抬价例，倍给公钱。如镇戎军米一斗，计虚实钱七百十四，而茶一大斤止易米一斗五升五合五勺，颗盐十八斤十一两止易米一斗。粟一升，计虚实钱四百九十七，而茶一大斤止易粟一斗五升一合七勺，颗盐十三斤二两止易粟一斗。草一围，计虚实钱四百八十五，而茶一大斤止易草一围。又镇戎军在蕃界，渭州在汉界，渭州斗米高於镇戎军二十。”则知咸平五年以前，茶和解盐同为陕西入中的支偿物。景德二年(1005)二月，“三司言：请募人於陕西入粟，镇戎、保安军、环、渭、延、原(原应为鄜)、庆州比河北定州等处，泾、原、仪、邠、秦、陇、凤州比河北洺州等处，永兴军、凤翔、河中、陕府、同、华、觧、乾、丹、坊、虢、成、阶州比河北怀州等处。从之”。陕西、河北入中算请茶盐，各州军定价之制因地理远近而分为沿边、次边、近里三类区域。
    茶、盐一般是支付物货，但有时也成为入中物品。宋辽榷场贸易，茶是宋输出的主要物货。“先自京辇茶至榷场，最为烦扰，又多所损败。”淳化三年(992)至咸平二年间，索湘任河北转运使，“请许商旅缘江载茶诣边郡入中，既免道涂之耗，复有征算之益”。庆历八年(1048)，范祥改革盐法，禁西夏青白盐入境，在陕西延、环、庆、渭、原、保安、镇戎、德顺等地禁青白盐的八州军“募人入中池盐，予券优其值，还以池盐偿之，以所如盐官自售，禁人私售”。商人入中茶于榷场，可节省官府运费及相应折耗。入中解盐于指定州军，不但可节省运费，而且在保障改行解盐通商法的同时，加强官盐销售，落实青白盐之禁。
    入中以粮刍、现钱为主，但其他物资也一度成为入中对象。如大中祥符六年(1013)，“河北榷务入中布，其数甚多，用为博籴，亦所未便。自今除北界互市仍旧外，悉罢之”。天圣四年，“知雄州张昭远言：请下转运司，每至年终，将四榷场入中到见钱银布羊畜数目，委官磨勘”。磨勘是为了对交易进行限制，有违榷场“欲南北往来，但无猜阻”之宗旨，未被采纳。榷场贸易数额有限，虽募商人入中钱银布等，但入中过剩，反而不便，故加以限制。天圣元年，“罢在京竹木场入中”。官府所需竹木一般用科买方式，募人入中仅偶尔为之。
    三、入中溢价与茶盐法改革
   宋代入中、折中政策多变，茶、盐专卖制度随之变化，但变来变去，无非是实物入中与现钱入中之交替，实物折中与现钱折中之反复，其本质是在保障边防刍粮供给和政府茶盐课利收入的前提下，协调官、商分割茶盐之利的矛盾。
    虚估和加抬是实物入中的主要弊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辛亥条载，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下，水运便利、成本较低的河北入中每斗增六十五钱，当时河北粟价每斗30文左右，虚估率为二倍。陕西灵州地处极边，交通不便，粟每斗千钱，虚估率约20倍，一般州府斗粟数百钱，虚估为十倍左右。虚估之外，又有加抬，所给茶引价在虚估基础上再溢价三分之一至一二倍。虚估与加抬使政府为入中斗粮斛多付四五倍至一二十倍的茶盐价值。咸平五年李继迁围攻灵州之际，真宗“诏君臣议弃守之宜”，知制诰杨亿上疏说：“国家募人入粟，偿以十倍之直，发卒转送，涉兹不毛之地。”建议放弃灵州，以省戍卒，节边费。十倍是当时入中粮斛的基本溢价率。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曾计算此次战争中茶利之得失，“以为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入中请算茶的溢价率在七倍以上。
    非战争状态下的虚估加抬率也不低。以镇戎军、定州为例，“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八千，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给茶皆直十万”镇戎军入中粟的溢价率为3.7倍，定州为2.2倍。镇戎军、定州是陕西、河北主管本区域数州的“经略安抚司”所在地，驻军较多，其入中状况很有代表性。
    实物入中的虚估加抬造成政府开支增加，茶盐课利流失。茶引发放过多，无法兑付，“商旅所得茶，指期于数年之外，京师交引愈贱，至有裁得所入刍粟之实价，官私俱无利”。盐引发放过多，盐价大跌，商贾无利，打击商人的入中积极性。针对入中之弊，宋政府多次变法。《文献通考》卷十八云：“祖宗以西北宿兵，供亿之费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贾，而以虚估、加抬以利之。其后，理财之臣往往以遗利在民，数易更张，然大概无过李咨、林特二法。”今对二人改革略作分析，以了解入中制度变革概貌。
景德元年(1004)，盐铁副使林特令陕西入中请领解盐至西、南通商区贩卖者“于逐州军入纳见钱铤银、实价粮草”。入中以现钱铤银为主，入中粮草则按实价计算，支给盐引。同时，制定了“陕西州军入中钱文则例”，把各州军入中折算解盐价依地理远近、入中难易限制在每席(二百二十斤)二贯六百文至四贯四百文之间，原依虚估所得旧交引“赴解州榷盐院请领，更不入京翻换”，但每席要贴纳钱“一贯一百文足”，已请而未卖之盐，也缴纳同样数额的“歇驮商税钱”，以降低虚估额。因影响到京师财政储备，景德二年底又改为请领解盐至南区十二州军贩卖者“依旧例于在京榷货务入中金银见钱绢绵紬布等”，但要“依去年新定则例算买交引”，至西区等二十五州军贩卖者依旧在陕西州军入中。
    庆历八年(1048)，范祥对解盐法进行改革，实施现钱入中法，“旧禁盐地一切通商”，并许解盐运往四川。延、环等八州军采取“募商入中池盐，给券优其直”的政策，所入盐“官自出鬻，禁人私售”，以打击西夏青白盐走私。“并边九州军入中刍粟，第令入实钱，以盐偿之”，“以所入钱缗市并边九州刍粟”。原虚估旧券“及已受盐未鬻者，悉计直使输亏官钱”。范祥的现钱入中及解盐通商法，实以林特为滥觞。陕西入中以支偿解盐为主，此后，范祥钞盐法数次废罢，又数次恢复，是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解盐改革。
    景德二年，林特主持茶法改革，规定入中以实钱计算，限制虚估加抬。“京师入金银绵帛实直钱五十千”，给100千实茶。河北缘边入金帛刍粟实直50千，给110千实茶，次边给105千。河东、陕西次边、缘边入中金帛刍粟实直50千，所给实茶自106千至115千不等。入中钱帛的溢价率为100%——120%。同时，林特以“时价”回购旧交引，所谓“时价”，即大大贬值时市场交引铺收购价。回购采取分期方式，每千贯回购二百，五年给足。“元定官给百千交钞，官给十九千”，因分期回购造成引价，官府也乘机降低回购价，大中祥符七年，“依市人所买例，每百千有加抬者官给十二千，无者官给十一千收市之”。天禧元年(1017)，回购价改为“以九千为准”。百千交钞以十千左右回购，虚估加抬之利被剥夺尽净。虚估指对入中金帛粮刍的溢价而言，加抬指对商人所获茶盐交引的溢额支付而言，虚估与加抬本质均是溢价。林特以实直计算入中金帛刍粟，加倍支付交引，仍是溢价，故《文献通考》卷十八曰：“林特以见钱买入中贱价交钞，而以实钱算茶，犹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算茶百千，则是去虚估加抬未远也。”林特把入中溢价从十倍降为一倍左右，茶盐课利增溢，受到升迁嘉奖。
    林特改革使沿边入中与京师入中的溢价率基本相同，而京师入中风险小，成本低，虽有助于茶利集中于京师，却打击了商人沿边入中的积极性。同时，商人执交引至产茶场务算茶设有程限，不如期至者，“每十分别输二分缗钱，谓之贴纳”。程限对大商影响不大，“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无贴纳，即贱鬻於豪商”。于是小商“益不能行”。
     茶货不足以支付入中，又改用“三说法”。但是，三说法并不能解决虚估加抬问题。天圣元年设置的茶盐矾计置司“考茶法利害”时说：三说法“每券直十万，鬻之，售钱五万五千”。五万五千是入中所得十万茶引的平均折价，按此计算，淮南十三茶场天禧五年名义上岁课收入23万缗，实际收入13万余缗，除去给茶园户的本钱9万余缗，“岁才得息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不与焉”。因此，三说法的茶课收入是“虚数虽多，实用殊寡”，离“岁课缗钱五十万”的要求甚远。
    一倍左右的溢价率仍造成茶盐课利的大量流失。天圣元年，权三司使李咨改革，实施现钱折中法，以除高额溢价之弊。“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理远近增其直，以钱一万为率，远者七百，近者三百，给券至京师，一切以现钱偿之，谓之现钱法。”如不愿请京师现钱，而“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按入中粮草的实价折算。商人于在京榷货务纳钱百贯，算请沿江榷货务茶125贯，即给25贯加耗，入中溢价率25%。算请海州、荆南榷货务茶，钱与金帛之比为45∶55，算请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军四榷货务茶，钱与金帛之比为40∶60。在六榷货务纳钱请茶，规则与京师相同。算请淮南十三山场茶，则实施贴射法，“贴”即商人要补足政府损失的净利收入，“射”即允许商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茶场，直接与园户交易。商人于在京榷货务“贴纳净利钱二千一百”文，算请淮南茶百斤，平均再给45斤“饶润”；在淮南各山场入钱，每百斤茶“贴纳净利钱三千一百”，再给35斤的“饶润”。 “饶润”是不支付净利钱的买茶额度，但园户的茶本钱仍要全额支付。折算成茶价，无论是在京纳钱还是在十三山场纳钱，饶润相当于给25%的加耗。官府不再支付园户茶本钱，商人与园户自行交易，按“中估”付给园户茶本钱。园户卖不尽茶，“则官市之如旧”。园户过期而未完成定额，“计所负数如商人入息” 。沿边入中所得钞引，“至京师为出钱售之，或折为实钱给茶，贵贱从其市估”，按所入粮斛的实价或回购，或给茶。如已经榷货务批验卖给茶商，只能请领陈茶，“券钱十万，使别输实钱五万”。原券实价6.3万，再纳5万，“共给天禧五年茶直十五万”，即入中11.3万钱缗给陈茶15万，溢价率为33%。陈茶支尽，则给新茶，“增别输钱五万者皆为七万”，溢价率为25%。按此法处理旧引后，天圣元年“省合给茶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直缗钱二百七十一万”。贴射法令商人直接与园户交易，增大了对茶贸易的监管难度，走私盛行。商人所得皆为好茶，劣茶积压不售，又减少茶课收入。现钱折中法加大了京师的现钱流出，加重了中央财政困窘。溢价率大幅降低，商人获利不多，入中积极性不高，“豪商大贾不能为轻重，而论者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天圣三年，李咨改革以失败告终，仍实施以实物入中的三说法。
    此后，入中之制仍数年甚至数月一变，景祐元年以后，宋夏交战，虚估加抬复行，直至嘉祐四年(1059)，茶法实施通商，不再做为入中支付的手段，盐、钱成为沿边入中的主要支偿物。北宋崇宁以后，蔡京对茶盐法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革，大大增加了茶盐收入，但其目的是将茶盐之利全部集中于京师，供中央政府支用，少用于折中，入中制度陷于困境。元符元年(1098)解州盐池因淡水冲注而废坏，入中盐钞支付东南末盐，后解池虽得恢复，但蔡京屡变钞法，“民间无所适从，每一改更，法未及行，钞未及用，边商入中方在道，已复变矣”。每次改法，都是对商人的掠夺。方轸《论蔡京章疏》云：“数年间，行盐钞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脱赚客旅财物。道途行旅，谓朝廷法令，信如寒暑，未行浹旬，又报盐法变矣。钞为故纸，为弃物，家财荡尽，赴水自缢，客死异乡，孤儿寡妇，号泣呈天者，不知其几千万人，闻之者为之伤心，见之者为之流涕。”入中制度难以为继，抑配征购成为满足沿边军粮的主要方法。

    ①《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货上三·漕运》，中华书局，1977年，第4256页。②③《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九之一、三九之一五、三九之二八、三九之二八、二三之一〇、三九之二九、三九之三〇、三六之五、三六之二○、三六之一一、三○之五、二四之三五，中华书局，1957年，第5489、5496、5502、5502、5179、5503、5503、5434、5441、5437、5321、5212页。④⑧⑨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九，咸平四年八月戊申；卷一百八十四，嘉祐元年十月丁卯；卷一百十四，景祐元年五月乙丑；卷一百十七，景祐二年十月已巳；卷五十四，咸平六年正月壬寅；卷四十四，咸平二年闰三月庚寅；卷八十一，大中祥符六年九月丁未；卷一百，天圣元年九月辛巳；卷一百二，天圣二年七月壬辰；卷一百二，天圣二年七月壬辰；卷一百六十五，庆历八年十月丁亥；卷八十九，天禧元年二月甲戌月，中华书局，2004年，第1069、4450、2675、2761、1175、935、1848、2318、2360、2360、3990—3971、2039页。⑤⑦《包拯集》，卷九《再请移挪河北兵马及罢公用回易》、卷十《请支拨汴河纲粮往河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⑥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95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七，元丰元年闰正月丙子朔，中华书局，2004年，第7021页；《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三之一〇，中华书局，1957年。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五、三六之六，景德二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57年，第5434页。《宋史》，卷一百八十一《食货下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4418页。《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边防门》，杨亿《上真宗论弃灵州为便》，第144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天圣元年正月壬午、丁亥，中华书局，2004年，第2314、2315页。《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下五》，第4480、4482、4485页。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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