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墨子的籍贯，有人引经据典考证为山东鲁人，有人考证是楚人，也有说是河南鲁山县人。更有甚者将他考证到万里之遥的印度，成了海外佛徒，这显然是荒谬的。大概因为墨于是名人，大家都想沾一点名人效应的光。实际上，墨子是古代的商丘人。他是战国宋昭公的大夫，这一点早期文献记载甚详。墨子，名翟(约公元前468一前376年)。子是他的尊称，和老子、孔子一样，在春秋战国时都把名称为“子”。他生存的时代正值孔子卒年前后，处在百家争鸣的思想活跃时期。他先“初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由于这时孔子的思想已影响全国，而且孔子还周游列国，到处推广他的学说理论。为了让世人接受自己的一套学术主张，墨子出使卫国，以后长期居住在鲁国(今山东省南部)，再后又到达南边的楚国，还想到越国而未果。他想把自己的“兴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的主张传遍天下。他一生除短时间内曾任宋国大夫(春秋时，官爵不分，大夫既是官称，也是爵。宋国有上大夫、县大夫等，都是有封邑的官爵)，其余时间都以平民身份奔波全国。因此，当时就有“孔子锅灶烧不黑，墨子板凳坐不暖”的说法。他反对战争，尤其反对大国征伐小国。在鲁国的时候， 鲁国君担心齐国伐鲁，问他可否挽救，他说：“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亟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愿无可为者。”后来，他又听说楚惠王准备攻打宋国，因宋国国都的城墙坚固，楚惠王让公输般制造云梯。他很是着急，便急忙出发，—连走了十昼夜，才赶到楚国的国都郢 (今湖北江陵)，脚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他就撕下自己的衣裳缠住，让公输般见了直发呆。他极力劝说楚王，认为攻宋是不仁不义。他还解下衣带当做城池，与公输般比试攻守之术，连打九个回合，公输般用尽了攻城的器械，而他仍守备有余，后来他终于说服了楚王，答应不再攻宋，为宋国免除了—场大的战争灾难。他不为功名利禄而做官：楚惠王五年时，他给惠王献上自己所做的书，以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楚惠王却只称好书而不用，并表示愿意将他留下做楚国的官，他愤然离去，临走前告诉楚王：“贤人进，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今书未用，请遂行矣!”颇有无功不受禄的意味，这表现了他“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事主，非以贪绿慕位，欲事启天下之利而除万民之害”的高贵品质。

春秋末年的孔子门徒有名者72人，无名者3000人。而墨子的“墨学尤为昌盛，徒弟尤为众多”，秦朝宰相吕不韦说：“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淮南子》一书说墨子的有名弟子180人，可见，墨子培养的弟子比孔子还多，这大概是他举办了规模很大的私学的缘故。

墨子还是一位精于制造器械的能工巧匠，他的技术跟公输般齐名，而仅次于鲁班。当时人们以将生前所用之物埋入墓内视为孝道，引以为荣，而且饮酒浪费了国家的很多资源，他却主张薄葬，反对厚葬。他认为厚葬不仅毁坏了国家的财产，而且耽误生产。他将此提高到“国备”的高度，力主“节丧之为政”。他还提出“兼爱”的思想，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变相恶则乱”，要求每人“爱人若爱其身，视弟子若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视人家若其家”，实际等于今天所说的爱人如爱己，与人为善。他主张国家的统一应当使用和平的办法而反对诉诸武力。

墨子在哲学上提出了“辩”的理论，认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要通过辩论才能验证，这实际是提出了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他提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察百姓耳目之实”，意思是既要参考古代圣贤之人成功的经验，又要考察一下实践的结果，看是否对国家、对人民有利。

两千多年前的墨子能提出这样的进步思想和哲学理论，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墨翟的著作由汉代刘向著录71篇，今存53篇，都收集在《墨子》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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