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夏文化的来源，在原苏联的学者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西夏文化是“源于中亚细亚各族人民的文化”。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自成一体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因为第一，“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我们在研究任何国家文化的来源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其本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状。其次，要考虑其周边邻国文化对它的影响，而不是远离本国的什么文化影响；第二，这种看法与实际历史情况也是不相符合的。

　　如前所述，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及吐蕃、回鹘文化的影响。

　　但以汉文化为主，正如北宋大臣富弼所指出：“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②。所谓汉文化，一般指中原王朝——唐宋文化，实际上汉文化还包涵汉末以来的河陇文化。

　　何谓河陇文化？概括地说，是指河西陇右地区所保存的中原学术文化。所谓河西，即泛指黄河以西地区。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曾置河西节度使，为开元、天宝年间的十节度之一。其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河西走廊，包括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所谓陇右，即泛指陇山以西，新疆乌鲁木齐以东，以及青海东北部地带。这里的陇右概念“即晋秦州之地，介于雍凉间者”。

　　河陇文化，早在东汉末年即已存在，发展至前凉张轨时，明显进入了它的兴盛时期。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指出：
　
　　“（河西）自东汉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窦融、张轨，乘时多难，保有其地。融值光武中兴，亟归版图，而轨遂割据累世，其后，又有吕光、秃发、沮渠之徒，迭据其土，小者称王，大者僭号。盖其地势险僻，可以自保于一隅，货贿殷富，可以无求于中土，故五凉相继，虽夷夏不同，而其所以为国者，经制文物，俱能仿效中华，与五胡角立，中州人士之避难流徙者多往依之，盖其风土可乐而此”。

　　这种兴盛的势头大体上持续到中唐以前。

　　河陇文化具有它独有的特点。其特点之一是在公立学校沦废的情况下，主要通过家世代代相传；特点之二是本地学术世家同外来儒学英才相结合；特点之三，是具有显著的地域性。

　　河陇文化在我国历史上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地说作用有二：第一，它是隋唐制度三大渊源之一。所谓三大渊源，即渊源于魏、齐、梁、陈和魏、周。三源之中，尤其是北魏、北齐与河西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魏统一河西，拓跋焘对河西儒士“皆礼而用”③，其典章制度明显受了河西文化的影响。“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魏、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第二，保存延续了中原文化。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续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

　　河陇文化发展至安史之乱以后情况如何呢？史学家马端临云：

　　“唐自安史之乱，西北土地皆不能如旧……独西陲沦于吐蕃，遂有夷夏之分，致使数百年中华衣冠之地，复变为左衽不能自拔。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然则凉州之地，自夷变为夏始于汉而殷富者数百年，自夏复变为夷始于唐而沦荒者复数百年，谓唐之土地而过于汉者，非要终之论也”。

　　在马氏看来，自汉至初唐数百年间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之地，由于“自夷变夏，”民殷物阜，文化发达，为河陇文化的兴旺发达时期，但自中唐以后，河西地区由于吐蕃、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割据，“自夏复变为夷”时这一带的经济和文化破坏很大，“沦荒者复数百年”，河陇文化因此中断，应当否定。这种带有民族偏见的看法，显然与当时的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实际上河西陇文化自唐安史之乱经五代至宋，并未因吐蕃、回鹘、西夏等少数民族相继建立地方割据政权而中断，相反，为他们所继承。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指出：

　　安禄山之乱，肃宗起灵武，悉召河西兵赴难，而吐蕃攻陷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虏。文宗时尝遣使者至西域，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虏人见唐使者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尤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宝时陷虏者子孙，其语言稍变而衣服犹不改。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州通于中国，其州为回鹘牙，而凉、瓜、沙之州犹称唐官，数来请命”。

　　这说明自安史之乱至五代之时，河西地区的文化并未“自夏变夷”，显然当地人民在语言方面有所变化，但在衣着和官制等方面同中原王朝仍然保持了一致性。
西夏统一河西等地之后，同样并未中断河陇文化，其统治者为了适应其封建化的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儒学②，宏扬了佛学。使儒学和佛学成为加强其统治的不可或阙的两种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

参考资料：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卷本第655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
　　《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3。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
　　《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
　　《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
　　参阅拙著：《略论西夏文化同河陇文化的关系》，载《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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