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在西北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地位
　　花儿是流行于我国甘肃、青海和宁夏、新疆等四省区七、八个民族中的一种民歌。她有着独特的歌词格律和音乐旋律，作品浩繁，曲调丰富，文学艺术价值很高。她是我国民间文学中的一枝秀丽多姿、丰彩闪烁的“花儿”，特别是在西北民族民间文学中，显得尤为鲜艳夺目，香气迷人，具有不可轻视的重要地位。
　　从流行地区看，甘、青、宁三省区农业区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青海的都兰、门源和新疆的吕吉、焉耆等地区，到处都有她的歌声。每当春夏之际，其歌声更加嘹亮动人，此起彼伏，遥相呼应，覆盖面积纵横广袤，达几十万平方公里，这在中外其它民歌种类中是极少见的。其它的民歌往往只局限于某一个具有相同特征的小地区，比如“信天游”只流传于陕北，“爬山歌”只流传于内蒙的一些地方，其它如白族的“三月街”、瑶族的“耍歌堂”、壮族的歌墟等活动上所唱的民歌，都是在一个地区内流传，很少有能跨越两三个省区的。而花儿（主要是河湟花儿）就突破了这一小地区（如河湟或青海）的限制，既流行于黄土高原，也悠扬在青藏高原，甚至传唱于天山南北，地域上要比其它种类的民歌广大得多。
　　从流行民族看，其它民歌一般只流传于某一个民族中间，如藏族的“拉伊”，苗族的“飞曲”，壮族的“欢”，侗族的“侗歌”等，都没有超出本民族的范围。即使有超出的，也一般是两三个民族唱一种歌，而且有一些前提条件，如这两三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或者语言文字是一致的，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小地区内等。内蒙有一种民歌叫“蒙汉调”，只流传在伊克昭盟的准噶尔旗和达拉特旗交界地带，这里蒙古族与汉族杂居，他们在语言上相互交流，几乎都能用蒙、汉两种语言流利地对话，所以他们都唱这种山歌。但是，花儿就打破了这一点，她流行于回、汉、土、撒拉、东乡、保安、裕固（部分）、藏（部分）等八个民族中间，而且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语言不是一致的。藏族、土族、裕固族等民族信奉藏传佛教( 其中绝大部分信奉黄教，也有的信奉红教) ，而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信奉的是教，汉族则信仰中原佛教和道教。他们信奉的宗教不同，文化心理结构上也就有着诸多差异。同时, 汉、撒拉、土、裕固、藏等民族还有自己的语言，有的民族甚至拥有自己的文字。但是，他们却基本上用汉语唱花儿，并且都喜欢唱。在这点上，也不是其它民歌所能相比的。
　　从歌词看，汉族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其它民歌的篇章结构、句子节奏、韵律等都与汉族传统的诗歌基本相似或一样，尤其是其它用汉语演唱的民歌更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一般都是单字尾构成的五、七言句式，押韵上多为通韵和间韵这两种最常见的形式，缺乏变化。而花儿特别是河湟花儿的整体结构、句子节奏、韵律都是很别致独特的。如扇面对结构，单、双字尾的交叉使用，交韵、复韵的大量使用等等，除了与《诗经》中的某些篇章以及之后个别诗词有些相同之处外，在古今民族中是找不到相同的例子。花儿特殊的艺术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曲调看，花儿既不同于藏、土、撒拉等民族的其它民歌，也不同于中原汉族的一般民歌而是有她自己与壮阔宏伟、富饶壮丽的西北山河，勤劳勇敢、群众杂居的西北各民族精神风貌相谐调的旋律，同时又不单调刻板，而是丰富多彩，五彩缤纷，有着非常丰富的曲令，仅河湟花儿的“令”（调儿）就多达一百余种。这样既有独特的旋律又有丰富的曲调的山歌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从反映的内容看，花儿是一种以情歌为主的民歌，她对男女爱情、婚姻的各个细微的方面都有着精彩的描绘歌咏，此外，花儿中还有反映历史事件以及现实生活中其它方面的内容。至于花儿起兴句所涉及到的知识面更是极其广泛，天文地理、历史事件、神话传说、民族人物、奇风异俗、社会宗教、草木虫鸟，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有，无所不包。 许英国先生曾对河湟花儿起兴句所涉及的知识范围作过罗列分析，举出了五十个方面。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花儿是一部西北的“百科全书”。
　　正因为花儿具有如此特殊的价值，所以早就引起了国内学者专家们的重视。从解放前开始，他们就或者搜集整理歌词，或者搜集整理曲子，或者撰写文章进行评介，或者汇集整理研究成果，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一九四零年张亚雄先生《花儿集》的出版发行，对花儿走向全国起了很好的作用。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花儿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学术界发表了大量介绍和研究花儿的文章，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批用花儿形式创作的文学作品和取材于花儿的音乐作品，同时花儿登上大雅之堂，歌手们在各种民歌会演和其它舞台上高声演唱，使花儿在全国以及国际上有了很大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国内稍有文化水平的人都无不知道西北有朵优美动听的民歌之花——“花儿”。
　　在西北民族民间文学尤其是民歌中，影响之大，声价之高，就数花儿是第一了。这也就说明了花儿在西北民族民间文学乃至全国民间文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她的价值和地位是不容民间文艺工作者以及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所可轻视的，也是值得生活在西北的各民族人民自豪和骄傲的，更是需要大家认真学习和研究的。
　　什么是花儿？花儿与西北其它民歌有何区别？为什么叫花儿？这些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章试就这些问题并对花儿的作者成份等作一分析。
花儿的定义
　　最早给花儿下定义的是张亚雄先生。他在《花儿集》中说，“花儿”是流行于三陇——甘、青、宁——的一种山歌，亦多有称之为“少年”者。“花儿”，指所钟爱的女人，“少年”则是男人们自觉的一种口号。作为近五十年前提出的这个定义，在今天看来，显然是比较粗略的。但他却抓住了最基本的一些要点，即流行地区（甘、宁、青）和这种民歌的种类 ( 山歌)，并对“花儿”和“少年”的名称作出了解释。之后三、四十年间，人们对花儿的概念性认识一直没有突破这个定义所涉及的范围，就是一九六一年版的《辞海·艺术分册》中对花儿的解释也没有新的突破。可见张亚雄先生这一定义之影响是很大的。
　　直到一九七九年修订出版的《辞海》，才对“花儿”这一条目作了补充修改，写道，花儿：流行于甘肃、宁夏、青海的一种山歌，是当地汉、回、土、撒拉、东乡、保安等族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在青海又称“少年”，对其中的词称“花儿”，演唱称“漫少年”。声调高亢舒长，即兴编词。内容分抒情、叙事两类，前者居多。通常为独唱或对唱形式，旧时属于情歌之类的“花儿”，只在山野歌唱，必须回避长辈。解放后，颂歌、劳动歌等均广泛采用“花儿”形式。这个解释比起张亚雄先生的解释晚了四十年，当然也就更完善准确一些，这是继张亚雄先生之后四十年来众多花儿研究者的心血结晶。但是，客观地看，这个解释仍然是不完善的，其中既有遗漏也有错误。主要是：一、流行地区漏掉了新疆；二、流行民族漏掉了裕固族和藏族；三、青海并非仅把歌词称花儿；而将曲子称“少年”。
　　新疆与甘肃、青海毗连，自清代康熙朝起，河湟一带的回族以及少数汉民有的从军做生意到新疆，最后定居那里，有的因为生活穷苦，逃亡在外嘉峪关以西谋生最终为贫所困回不了家，或者认为那里比河湟一带好，也定居了下来，还有的是被清政府召募到新疆开屯种田，因地而居成为新疆人，更有相当一部分是几次河湟回民起义失败后，跟随其头领逃往新疆，最后寇居在那里的。这些从河湟地区到新疆的回民现在主要聚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和焉耆回族自治州。他们把河湟地区的一些文学艺术形式也带到了那里，并精心地保存了下来。比如流行于湟水流域的曲艺品种平弦，至今在那里还颇为流行，被称为“赋子腔”。至于被他们带去的花儿，更是十分流行，在今天的天山南北，还能时常听到花儿的歌声。一九八0年，昌吉州在米泉县还曾举办过一次花儿演唱会，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歌手；昌吉歌舞团等文艺团体还演出了一些较为成功的花儿歌。《博格达》文艺杂志还经常刊登花儿和评介花儿的文章，并于一九八二年出版了《天山下的花儿》一书。但是长期以来，花儿研究领域对这一事实不甚了解。近年来，由于李富、 李桦、孟丁山、夏启荣等人对新疆花儿搜集整理，评介宣传，才使得学术界明确了：花儿流行区域除了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外还有新疆族自治区。
　　花儿流行的民族，原来大家只知道汉、回、土、撒拉、东乡、保安等六个民族。七十年代初，甘肃师范大学组织民歌调查组深入农牧区搜集民歌期间，才发现地处河西走廊肃南的裕固族也唱花儿，并从那里搜集了一些花儿。后来经他们整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花儿集《手搭凉篷望北京》一书中首先出现了“裕固族花儿”，使花儿界为之一惊。裕固族来源于唐时祖国西部的回鹘，历史上经过几次迁徙演变，元明时称为撒里畏兀儿，后逐渐定居肃南。裕固族有本民族语言，平常使用汉语。其民族语言有两种，一种属于蒙古语系的安哥尔语，另一种属于语系的尧呼尔语。唱花儿的是属于蒙古语系的部分群众，而不是全部。据杜亚雄同志讲，他在裕固族中调查时发现他们的花儿是由东乡族擀毡人带去的。
　　藏族遍布青藏高原，与汉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交往，唐代就有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远嫁吐蕃赞普的佳话。在甘肃、青海的河湟地区，藏族与汉族、回族及其它民族长期群相杂居，文化方面的互相影响更是广泛深入。所以在河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所谓“家西番”的藏族也唱花儿，而且对其喜爱之情不亚于当地汉、回民。譬如每年在青海湟中县鲁沙尔举办的“六月六”会上,演唱花儿的还多半是鲁沙尔、上五庄、拦隆口、多巴四乡以及湟源县的藏族群众，他们唱起来歌声悠扬嘹亮，往往能吸引大批听众。但是长期以来，这一事实也没有被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花儿学界所发现，直到前几年各种花儿会以及“六月六”会等恢复，由省、市级政府出面主办大型花儿会，一些由州县选拔来的藏族妇女歌手登台演唱，大家才犹如大梦初醒，清楚地认识到花儿流行的民族中还有一个藏族。
　　至于青海农村各民族对花儿的叫法倒是一致的，解放前统称为“少年”，解放后因为受文艺宣传部门的广泛影响而逐渐叫作花儿，但农村的一些老年人至今还坚持叫“少年”。你如果说：“请你唱个花儿。”他还不知道“花儿”是什么呢！再者，不论是“少年”还是叫“花儿”，都是从歌词、曲调等构成的艺术整体而言的，并非只把歌词叫作“花儿”，把曲子叫作“少年”。
　　补充了这几点，是否就可以为花儿下一个完全准确、很完善的定义呢？回答还是不可以。因为仅仅从花儿流行的地域、民族和她是山歌、青海也叫“少年”这样的角度出发，就必然会把花儿流行地区内的其它山歌甚至将一些小调也混杂进去。比如多年来，许多人错误地把甘、青一带的一些其它山歌、小调以及社火调、宴席曲、酒令等当作了花儿，有的干脆把民间叙事歌《马五哥与尕豆妹》也称为“花儿”。因此，还必须把握花儿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征，以规定其应有的范围。那么，她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征是什么呢？根据上述情况再略加补充便是：
　　第一，花儿是一种山歌，山歌是民歌之一种，是指只在山沟野洼里唱的歌。山歌是比民歌低一级的概念，而花儿又是山歌中的一种，是比山歌又低一级的概念。花儿并不是西北地区所有的民歌。
　　第二，花儿主要产生于甘肃的洮岷、临夏和青海的东部农业区，流行于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四省（区）的部分地区。
　　第三，花儿是一种以歌唱爱情为主的山歌。花儿之所以被称为花儿，就是因为她与人们的爱情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在花儿流行地区，人们把有关男女爱情的事称为“花事”、“缠花”、“花案”。按传统说法：男歌手将女情人亲呢地称为“花儿”，女歌手将男情人称为“少年”，故花儿又叫“少年” 。
　　第四，花儿除了采用独唱这一歌唱方式外，还有利用庙会、集市等演变成的花儿会开展对唱、合唱等演唱方式。这种集体性歌唱与男女爱情、婚姻有直接的联系。
　　第五， 花儿是八个民族用汉语歌唱的山歌，在这八个民族中，东乡、撒拉、保安、裕固、土、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唱花儿时却用的是汉语，即使有个别所谓 “ 风搅雪” 的花儿，也是以汉语为主。
　　第六， 花儿的文学形态篇幅短小，在其曲调的制约下有着独特的格律。这种格律既是区别花儿与其它民歌的显著标志，也是划分花儿本身系列层次的主要依据。
　　第七， 花儿的音乐曲调极为丰富，其不同的曲调用不同的“令” 来表示。这个 “令” 就是调名，每个“令”有独特的音乐风格。
　　第八， 根据花儿的实际情况，可以划分为河湟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系列。
　　第九，花儿根据表现手段和内容可分为抒情和叙事两种 。
　　依照以上所举，我们认为可以给花儿作这样一个解释，也可以说是下定义：
　　花儿是产生和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等四省（区）部分地区的一种以情歌为主的山歌，是这些地区的汉、 回、土、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以及部分裕固族和藏族群众用汉语歌唱的一种口头文学艺术形式。青海也称为 “少年” 。 她有自己独特的格律和演唱方式。演唱时即兴编词。有抒情和叙事两种,以抒情短章为多。根据其格律等可分为河湟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系列。
花儿释名
　　“花儿”这个名称是令人陶醉的！用花儿来命名山歌，就具有了形象的美、色彩的美、神韵的美、气味的美。以花命名的民歌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在中国，据说古代把《诗经》也称之为《葩经》，这个“葩”就是“花儿”，译成白话就是《花儿经》；在外国，据说匈牙利有一种爱情歌曲被称之为“花之歌”，其命名来由是因为这些歌曲总是一再地提到花，并用花的名字来称呼心上的情人。但前者仅属推测，不是明确称歌为花，后者称为 “花之歌”，是以“歌”点明艺术品种，不是完全以花代歌。只有花儿才直接以“花儿”代称这种文学艺术形式，更富有韵味。
　　花儿除了上面所说“少年”的叫法外还有其它一些叫法，如“山歌”、“野曲儿”、“山曲儿”等，这几种叫法的含义都容易理解，因为花儿以情歌为主，过去只能在山野里唱，而不能在村子里、更不能在家中唱，与“宴席曲”、“酒曲儿” 等“家曲”正好相反，所以称其为“山”、“野”。这一点上，人们是没有异议的。但是，花儿这种山歌为什么普遍地被称为“花儿”和“少年”呢？其关系如何？却是需要探讨的。
　　五十年代初，著名花儿歌唱家朱仲禄对这两个名称作了发挥，他在《谈谈“花儿”》一文中说“花儿”与“少年”的意思是这样的：男的在唱词里称女的为“花儿”，而女的则称男的为“少年”。他们把唱“花儿”也叫“漫花儿”或“浸少年”譬如男的要逗女的和他对唱，就唱道：“这一个‘花儿’是年轻的，你为啥呀不漫个‘少年' 哩？”假如女的要逗男的和她对唱，就是：“好一个阿哥是年轻的，你为啥呀不漫个‘花儿’呢？ ”“花儿”与“少年” 这两个名词虽有这样的区别，但实际使用上并不十分严格。
　　由于朱仲禄等人的宣传推广，大多数群众都乐于接受这一解释，认为“花儿”是男歌手对心上人的呢称，“少年”是男歌手自称或者是女歌手对心上人的爱称。久而久之，这种称呼便成了这种民歌的名称。
　　近几年来，一些同志对这种传统的看法提出了异议。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
　　第一，认为花儿与少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民歌，洮岷地区的称为花儿，河湟地区的是少年。洮岷地区把花儿从不叫少年，反过来，以前河湟地区群众也从来不叫花儿。这两种民歌，不论从称谓，还是从唱词形式、音乐特征看，都不一样，张亚雄先生最先对这个问题作了论述：
    “花儿”，指所钟爱的女人；“少年”则是男人们自觉的一种口号。追求人生意义，唯有少年为黄金时代，而恋爱钟情诸般韵事，唯少年能尽所欢。是以歌者虽龙钟老人，其歌仍然以“少年”名之。楚辞中拿香草比美人，诗人也往往将花比玉，而以“花儿”名其歌，可谓独擅一格。又说：花事为少年倜傥之行径，故“花儿”又名 “少年” 。据其自称，他这种见解早在一九二一年北京时就已写成文章了，说明他对“花儿”和“少年”的名称来源作了长期的思考探索。正因为这是我国第一个花儿学专家长期研究探讨的结晶，而且在花儿歌词中找出了不少例证。如：我维的花儿你没见，万花中挑下的牡丹。日月就象打墙的板，上下翻，催老了一层的少年。
                  
　　至于我所介绍过的那首小诗中提到的 “花儿”，尚不能肯定指的是说山民花儿还是河湟花儿。“少年”之被“花儿”一词替代而广泛流传，是由于四十年代初张亚雄先生首先明确提出花儿又叫“少年”的观点，解放后文艺工作者更是普遍地把“少年”称为花儿，写文章介绍评论，并仿照其形式进行文学和音乐作品的创作，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广播电台大量播放，时势所趋再加上“花儿”比“少年”一词更富有色彩、形象、神韵之美，因此不论知识分子还是一般群众，感情上都还愿意接受，因而在全国造成了广泛影响，大家无不知晓“花儿”是一种民歌，而知道“少年”的，相对来说就少多了。“花儿”替代“少年”已经是大势所趋。我们去搞清花儿与少年的源流变迁过程及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应该的，但要恢复“少年”而摒除“花儿”的叫法，恐怕不大可能，同时也没有多少必要。
　　第二，认为“花儿”不是男女歌手的爱称，而是因为花儿这种民歌的比兴往往采用花草，河湟人民爱花草，所以把这种民歌称为花儿。这种观点主要以柯杨先生的《花儿溯源》一文为代表。他推测，明朝初年南京迁往泌州地区的移民大概有专门吟唱花卉和以花卉作为比兴来歌唱的风俗。顾颉刚先生的《浪口村随笔·明初西北移民》中曾记载你从哪里来？我从南京来。你带得什么花儿来？我带得茉莉花来。其地无茉莉，知此歌必为初移之民所遗留，至少亦是不可混为一谈。这种提法虽然对花儿、少年两名称没有提出新的解释，但既然否定了花儿与少年是一种民歌，主张要分开，那么也就彻底否认了这两个名称是男女间相互昵称的观点。朱刚等同志还提出应当把河湟花儿改名为“河湟少年”，并一度在其所撰写的文章中径称 “河湟少年”了。
　　这一新的观点提出后，立即引起了争论，朱仲禄等同志再次强调:“花儿” 与“少年”是一种民歌形式的两种称呼，硬要把河湟花儿改叫“少年”是极不合乎实际的。苏琴同志则从音乐的角度论述了河湟花儿与洮岷花儿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属于同一种山歌。刘凯同志还引用笔者于一九八四年六月九日在《青海日报》上的一首清代小诗作为证据，认为清代时河湟地区就把“少年”叫作“花儿”。总之，他们认为花儿和少年就是一回事。
　　我们说，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根据事实，洮岷花儿确实没有“少年” 之名，而河湟花儿在过去也只被称作“少年” 而无“花儿”之别名，只有民国时期文人作品中才称其为“花儿”。如慕少堂先生《西宁道中》写道：田妇薄面皮，一路唱花儿。慕的这种叫法还与张亚雄等人的影响我们以为这种提法可能有某些合理的成份，但不能如此简单地解释。因为民歌中以花卉起兴的品种各地都很多，如“信天游”、“爬山歌”等都多有以花卉起兴的，甚至还有专门歌唱花草的，而这些民歌都没有类似花儿的名称。再说“数花”这种形式不仅流行于宁夏，在青海等地也有，它也不能作为花儿名称来由的例证。如果能的话，那么青海贤孝中还有与“数花”相类似的“数山”段子，全篇二百余行，句句说山。例如巴燕戎的青沙山，援伯画上倒对山。南川里，佛屏山，磨石沟峡里拉脊山，黄德画上八戒山，黄河两边净脏山。大通里头煤窑山，好起过雨的娘娘山，前藏里，元里山，后藏里，青云山，十八家王公海山察汉乌苏妖魔山，哈拉库图日月山，同时，花儿中也不乏以山起兴的，如：平凉画上崆峒山，孔昌太平入青山、洗州府里莲花山、河州城外太子山。兰州画上五泉山、白塔山、六盘山、桦林山、桌子山、也迭关里牛心山 ,高山低山八宝山 ,松柏树罩严着哩 ,我和阿哥盘一天 ,好象是过年着哩!千万年不倒的大山、万辈子不蹋的青天，若要我俩的婚姻散，都连山摇着给动弹。 
　　尽管如此，也不能牵强说“山歌”这个名称的来由与花儿多以山陵起兴有关，更不能以贤孝中的“数山”段子等来旁证。对于“花儿”一词来由的探讨也当是如此。
　　第三，认为“花儿”名称来源于莲花山，因为花儿是莲花山上所唱的民歌，而且衬词中有“花呀， 两叶儿”，所以人们以花代歌，后来扩散传播到各地，就普遍地叫作花儿了。这是卡锡文先生在《“花儿”命名臆测》一文中提出来的。但从论文看来，缺乏资料根据，多系推测。
　　以上两种观点都仅就“花儿”一词作了解释，而避开了“少年”一词。
　　我们认为，“花儿”一词的本意是与男歌手对女情人的呢称有关，也就是说与人们的爱情、婚姻有关，这在花儿唱词本身就有不少例证，当然也不否认，可能还与花儿中大量采用花卉来起兴有某些联系，但其联系是比较微弱的。至于为什么要把这种民歌称为花儿，除了与男女呢称等有关外，主要是因为花儿是一种美的象征，唱花儿就是歌唱美、追求美的行为。这种美始终贯穿在花儿中，比如不同曲令的传统衬词中就有“阿哥的白牡丹”、“阿哥的乖嘴儿”、“我的杨柳姐儿”、“我的大眼睛”、“阿哥的肉呀”等等极其亲热的称呼，充满了千丝万缕的柔情和对美的倾倒向往。用花儿来象征心上的人，象征这优美的艺术，象征那青春的年华、甜蜜的爱情，那是再也合适不过。这才是花儿名称来由的质点。
　　如果说大家对“花儿”这一名称讨论比较热烈的话，那么高声歌唱花儿曲，对“少年”这一名称的讨论则冷淡的多了。我们只见到刘佑同志对此提出过一种与传统说法不同的看法。他说“少年” 就是“烧脸”的误写。在青海方言中“少”与“烧”在许多情况下读为 shao，“脸”读为 nian，与“年”同音，因此误写。其理由是：一、旧时代统治阶级把花儿视为粗俗，不能登大雅之堂，知识分子对花儿也是嗤之以鼻，不去涉猎，他们认为唱花儿是诲淫侮盗，伤风败俗的“烧脸”行为。二、封建思想统治的旧农村，把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看作是败坏门风的“烧脸”勾当。三、花儿只能在山野里唱，如果在辈份不同的人或亲属中间唱，就会感到“烧脸” 所以大家把这种山歌称为“烧脸”，后来知识分子再误为“少年” 。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对“花儿”与“少年”这两个名称的看法迄今还很不统一，也还没有出现一种考证详实可信，佐证资料丰富，确能解释种种复杂情况的权威性解释。本书还是倾向于传统的看法并有一点新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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