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骂人话，真是多样，近世以来出现频率最高的，恐怕就是“他妈的”了。鲁迅 写过《论“他妈的”》一文，称这句詈语为“国骂”。由“他妈的”，鲁迅又谈到古籍现过的骂人话：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的，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

　　鲁迅把古代的骂人话分为三级：一般的、较厉害的、更厉害的。其中“较厉害的”一级，实际是骂人“不是人”，是“禽兽”，这种骂法，我以为是极厉害的。我甚至感觉，它比“而母婢也”和“赘阉遗丑”还厉害，因为婢者、阉者毕竟还是人。

　　在">中国人的骂詈之语中，骂人“不是人”，是“禽兽”，应该说是至辱之词。平时人们骂人，常骂某人是“小人”、“奸人”、“恶人”，虽也很厉害，但毕竟还承认他是

人，但若骂他“不是人”，是“禽兽”，或是更进一步骂为“禽兽不如”，那么，也就是说此人坏到头了，应该被开除出人类了。这实际反映出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的道德观、荣辱观：全无德行的人简直不能算人，而只能与禽兽同类。

　《后汉书·刘宽传》中有一条材料，很能说明骂人“不是人”，是“禽兽”的厉害程度。传载：宽简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师以为谚。尝坐客，遣苍头市酒，迂久，大醉而还。客不堪之，骂曰：“畜产。”宽须臾遣人视奴，疑必自杀。顾左右曰：“此人也，骂言畜产，辱孰甚焉！故吾惧其死也。”

　　这段记载颇为有趣，也颇能说明问题。刘宽，东汉灵帝时曾任太尉，性宽厚，好饮酒，其奴仆则更有嗜酒之好，被遣买酒时，竟先痛饮一番，大醉而归。客人忍受不了这个奴仆的醉态和误事，遂大骂其为“畜产”。“畜产”即畜牲、禽兽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不是人”。客人骂便骂了，刘宽却担起心来，他生怕这个仆人自杀。何以一句詈语，就可能让人自杀呢？刘宽解释了原因：“苍头是人，却骂他是畜生，还有什么比这更厉害的吗？”刘宽知道，奴仆虽然身份卑贱，但若辱其不是人，他也会羞愤至极，感到难以忍受。从《刘宽传》的这条材料可以看出，在东汉，骂人“不是人”，是“禽兽”，是多么严重的骂詈之词，是极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

　　这类骂詈之语起自何时，我不得确知，但先秦的文献中已经出现，是可以肯定的。《列子》说，夏桀、殷纣虽状貌七窍，皆同于人，但有禽兽之心。《孟子》、《荀子》、《管子》中都提到“禽兽”这句詈语。以后历代，此类骂人话更是绵延不绝。鲁迅所举的“老狗”和“貉子”，分别出自汉代班固的《汉孝武<故事>》和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惑溺》。前书记栗姬骂景帝为“老狗”，武帝深恨之。后书记晋武帝时人孙秀的D7%D3">妻子蒯氏骂孙秀为“貉子”，孙秀大怒。隋代，隋文帝杨坚曾骂太子杨广：“畜生何足付大事！”《隋书·宣华夫人陈氏传》清代，雍正皇帝骂年羹尧：“如年羹尧这样禽兽不如之才，要他何用！朕再不料他是此等狗彘之类人也。”雍正还给与他争皇位的两个兄弟分别改名为“阿其那”和“塞思黑”，意思是猪和狗。抗战时期，陶行知先生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骂汪精卫、周佛海等汪伪政权头目是“衣冠禽兽”，反共顽固派还被我党领袖<">毛泽东骂为“不齿于人类的堆”。文革期间，国人相骂甚剧，此类骂詈之词也高频率地出现，如骂人为 “一丘之貉”疑从晋人蒯氏所骂的“貉子”而来，成为许多造反英雄的口头语。又如，“不齿于人类的堆”，被专门用来骂挨整的各类分子们——— 这句骂人话实在是厉害，因为这不但骂你不是人，是禽兽，而且将你目之为禽兽所遗之矢，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吗？

　　关于“不是人”这句詈语发生的缘由，我说不很清楚，但我想它一定来源于古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即：畜生、禽兽不如人，没人性；同时，人们还悟出，在人性中，实际也包含着某种兽性因子，从而促使人做出全无道德的禽兽行为。关于人性中包含兽性因子，恩格斯有一个透彻的看法：因为人是从动物界来的，所以天然地或多或少保留着一些兽性因子。

　　另外，这句詈语的形成和普遍化，大概还与先秦哲人的“人兽之辨”有直接关系。孟子曾提出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哲学命题，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合乎人的规定性，那他就是禽兽而不是人了。什么是人的规定性呢？孟子的解释是，人必须讲道德，知礼义，否则便是禽兽。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人所以为人，有其规定性，如果只是吃饱、穿暖、住得舒适，但不给予道德教化，就与禽兽相近了。荀子也说过，人若无礼义，便同禽兽无异。《管子》云，“倍背弃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灭”。也把违背人伦视为禽兽之行。总之，孟、荀、《管子》都把是否遵守礼义人伦作为人兽之别的标志。当然，他们所目为禽兽者，并非真的禽兽，而是“人中之禽兽”。他们的人兽之辨，对后世人们的文化心理影响很大，表现在詈语里，便是“不是人”、“是禽兽”这类詈语的普及和强势化。冯友兰先生曾推断骂人为“禽兽”可能是从孟子那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命题中逻辑地推出来的。这一推断，甚是有理。

　　中国的古人是极重做人的。朱熹曾经教导门徒：“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教人做人”四字，第一个“人”字指肉体之人，第二个“人”字指区别于禽兽的、有人群道德标准的人。一个人如果完全不懂“做人”之道，即便有人的躯体，也同于禽兽。近代湖湘文化的著名人物唐鉴、曾国藩还说过这样的话：“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圣贤与禽兽，有时确实就隔着一层纸。这层纸是什么？就是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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