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纳入近代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是很复杂的过程。接纳西方学科体制，仅仅是将中学纳入近代学术体系的开始；按照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编目中外典籍，也是中学纳入西方近代知识系统之初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其知识系统，要完全纳入近代西方分科式之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中，必须用近代分科原则及知识分类系统，对中国学术进行重新整合。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国粹”、“复兴古学”过程中，开始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初步整理，尝试用近代学科体系界定“国学”，实际上肇始了对中国学术遗产进行发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不断进行整理和整合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之新知体系中[1]。本文仅限于对晚清学者整理中国旧学之情况略作梳理与分析，以揭示中国学术纳入近代西方新知体系之历程，而对五四时期“整理国故”运动则留待他文专论。

一、西学下的旧学命运

甲午以后，随着西学之大规模引入，中学面临着巨大冲击。在中国传统学术在逐渐被纳入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的过程中，“中学”之生存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晚清许多人都对西学输入后中学的存亡表示忧虑。

梁启超在重视西学同时，格外强调中国旧学之研习。1897年，他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指出，“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然西人声、光、化电、格、算之述作，农、矿、工、商、史、律之纪载，岁出以千万种计，日新月异，应接不暇。惟其然也，则吾愈不能不于数十寒署之中，划出期限，必能以数年之力，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谓之学。今夫中国之书，他勿具论，即如注疏两《经解》、全史、‘九通’及《国朝掌故》官书数种，正经正史，当王之制，承学之士，所宜人人共读者也。”[2]

梁氏对兴办新式学堂及采纳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后，中国旧学之命运表示担忧：“夫书之繁博而难读也既如彼，其读之而无用也又如此，苟无人董治而修明之，吾恐十年之后，诵经读史之人，殆将绝也。”为了挽救旧学，他疾呼：“今与诸君子共发大愿，将取中国应读之书，第其诵课之先后，或读全书，或书择其篇焉，或读全篇，或篇择其句焉，专求其有关于圣教，有切于时局者，而杂引外事，旁搜新义以发明之，量中材所能肄习者，定为课分，每日一课，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西者间日为课焉。度数年之力，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而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亦可以知崖略矣。夫如是，则读书者无望洋之叹，无歧路之迷，而中学或可以不绝。”[3]

随后，梁启超多次表达了对旧学消亡之忧虑：“启超窃以为此后之中国，风气渐开，议论渐变，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至其存亡绝续之权，则在于学校。”[4]在他看来，按照西方教育体制兴办新式学校后，新式学堂采自西方分科式的学科体制，中国固有的经史之学难以在这种体制中获得一席之地，人们必然会趋向西学，研习近代学科体制下的西学各学科门类，而对中国旧学不予重视。

对于西学输入后中学之存废问题，严复作了这样的描述：“曩者吾人以西人所知，但商业耳，火器耳，术艺耳，星历耳。自近人稍稍译著，乃恍然见西人之所以立国以致强盛者，实有其盛大之源。而其所为之成绩，又有以丰佐其说，以炫吾精。于是群苶然私忧，以谓西学必日以兴，而中学必日以废。其轻剽者，乃谓旧者既必废矣，何若恝弃一切，以趋于时，尚庶几不至后人，国以有立；此主于破除者之说也。其长厚者则曰：是先圣王之所留贻，历五千载所仅存之国粹也，奈之何弃之，保持勿坠，脱有不足，求诸新以弥缝匡救之可耳；此主于保持者之说也（往者桐城吴先生汝纶，其用心即如此。）……二者之为说异，而其心谓中国旧学之将废则同。”严复之意见为：“自不佞观之，则他日因果之成，将皆出两家之虑外，而破除保守，皆忧其所不必忧者也。果为国粹，固将长存。西学不兴，其为存也隐；西学大兴，其为存也章。盖中学之真之发现，与西学之新之输入，有比例为消长者焉。不佞斯言，所以俟百世而不惑者也。百年以往，将有以我为知言者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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