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控诉》，将一宗为当局所讳的冤案告之天下，愤然以公民的名义指控“国家犯罪”，替一位素昧平生的小人物鸣不平……

　　此举震撼了法兰西，也惊动了整个欧洲。

　　事件源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1894年，35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被诬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终身监禁。一年后，与此案有关的间谍被擒，证实了德雷福斯的清白。然而，荒谬登场了。受自大心理和排犹意识的怂恿，军方无意纠错，理由是：国家尊严和军队荣誉高于一切，国家不能向“个人”低头。这个坚持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响应。结果，间谍获释，而德雷福斯“为了国家利益”继续当替罪羊。

　　面对如此不义，左拉怒不可遏，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军方的弥天大谎，痛斥司法机器滥用权力，称之为“最黑暗的国家犯罪”，称法兰西的共和荣誉与精神正经历噩梦。尤其《我控诉》一文，如重磅炸弹令朝野震动。

　　左拉坚信自己的立场：这绝非德雷福斯的一己遭遇，而是法兰西公民的安全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伤害;拯救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就是拯救法兰西的未来，就是维护整个社会的道德荣誉和正义精神。

　　然而，令人悲愤的一幕又出现了：同年7月，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结果，左拉被判罪名成立流亡海外。

　　左拉远去了，但这个英勇的“叛国者”形象，却像一粒尖锐的沙子折磨着法国人的神经。这毕竟是有着反强权传统，签署过《宣言》的民族……终于，敏感的法兰西被沙粒硌疼了，渐渐从“国家至上”的恍惚中醒来：是啊，不正是“个人正义”守护着“国家正义”吗?不正是“个体尊严”组建了“国家尊严”吗?国家惟一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不正是它对每个公民做出的承诺与保障吗?假如连这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权威与荣誉可言?

　　愈来愈多的民意开始倒戈。在压力下，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后第四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军方败诉。法院和政府承认自己的过失。

　　在法兰西历史上，这是国家首次向“个人”低下了它高傲的头颅。

　　德雷福斯案画上了公正的句号。这是世界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在对“人”的理解和维护上，它建起了一座里程碑。

　　权力会出错，领袖会出错，政府会出错。躲闪抵赖本来就可耻，而将错就错、封杀质疑就更为人不齿，也丢尽了权力的颜面。有无忏悔的勇气，最能检验一个团体、政府或民族的素养与气量。

　　1992年11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17世纪被教廷审判的伽利略正式平反，不久又致函教皇科学院，为达尔文摘掉了“异端”罪名。

　　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士兵艾迪·卡特平反，并向其遗属颁发了一枚迟到的勋章。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军士兵，曾在反战争中立下战功，后被误控有变节行为，停止服役。1963年，艾迪抑郁而终，年仅47岁。事隔半个世纪，美国政府终于良知醒来，并向亡魂道歉。

　　不得不承认，当今世上，让政府向个体认错，大人物向小人物认错，大国向小国认错……确属不易。

　　关键是能否有一种良好的理性的制度，一套健全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心理——既要有严密的法律保障，又要有公正的民心资源和环境。要坚信：错了的人只有说“我错了”时，才不会在精神上惨败，才不会在道德和尊严上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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