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在于明道，对后世学人言行影响至大。清人章学诚曰：“盖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传统学者的典型理念，便是强烈的“明道”意识“夫学以明道也，不明其道而摭古人之词，则经史子集之于时文，亦藏、榖之亡羊耳。”[①]读书人的求学理念，就是“学以明道”。许宗彦《原学》对此作了精辟阐述：“古之所谓学者，将以明道而行之也。所谓道者，内足以善其身心，外推之国家天下而无弗达，民咸被其利，可文可武，可经可权，莫有窒于行者；明于造化，察于事变，洞于人情，以闲则止，以建则立。”[②] 学术研究的目的，不在求知，而在明道，明道之法，首先在于学会做人，做人的基本功夫便是修身。以清代学者为例，孙奇逢云：“学问之事，只是要求自得。”[③]张履祥云：“儒学之学，修身为本。”[④]程瑶田曰：“学也者，学为人才，学为人臣，学为人弟，学为人友之道也。”[⑤]他又云：“道载于艺，故必于艺中而得其道。得其道，然后可以尽伦；得其道，然后可以尽职。尽伦尽职，则德修于身，而可以据于德矣。伦无不尽，职无不尽，则仁全于心，而可以依于仁矣。”[⑥]
传统读书人强调读书，但读书目的在于明道，在于修身，故特别注重德行修养，强调读书是为了“学”圣人仁义之道，完成人格。洪亮吉云：“夫心术者，学术之源也。心术不正，而欲其学术之正，不可得也。学术不正，而欲其徒之必无背其师，不可得也。”[⑦]学术之本在修身，在一己之得。方东树云：“天下皆言学，而学之本事益亡。本事者何？修己治人之方是已。舍是以为学，非圣贤之学矣。古者修己之学，学处贫贱而已，学处患难而已，学处富贵而已，学处死生而已。”[⑧]学之目的在做人。贺熙龄：“古人之学，学所以为人而已。圣贤之千言万语，垂世立教者，无非望人各正其性情，各敦其伦理。”[⑨] 传统读书人强调明道修德，实际上便是将明道修德作为目的，而将研讨学术作为达此目的之手段、工具和途径而已。故“明道”之目的必然要通过“经世”之手段以成。重视明道修德，必然要讲求经世之学，从而走向“学术经世”。清人魏禧曰：“读书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适用也，故读书不足经世，则虽外极博综，内析秋毫，与未尝读书同。经世之务，莫备于史。”[⑩]汪中亦云：“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闻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平日则自食其力，而可以养其廉耻。即有饥馑流散之患，亦足以卫其生。”[11]姚莹致吴岳卿书云：“夫读书不通大义，与不读同，为学不发古人，与不学问。二者不可不择也。古之学者不徒读书，日用事物，出入周旋之地，皆所切究。其读书者，将以正其身心，济其伦品而已。身心之正，明其体；伦品之济，达其用。”[12]明道之学与经济之学是相通的。正因明道之学与经世之学有如此密切的关联，故像刘古愚、吴汝伦、陈黻宸、孙诒让、朱一新等晚清大儒多倡经世之学，并由经世之学接受西学新知。故晚清经世之学的兴起，是传统读书人“明道”理念的反映，也是其“学术经世”思想的体现。中国传统学者注重明道修德，注重经世之学，而不注重纯粹学术的传统和学术理念，自有其合理性。在经世、求用、致用的理念支配下输入西学实用部分——格致学、法政学等等，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梁启超云：“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也者。”[13]因此，学术具有“求真”与“致用”两种特性。王国维亦将知识分为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一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皆所谓理论之知识。至应用物理、化学于农工学，应用生理学于医学，应用数学于测绘等，谓之实际之知识。理论之知识乃人人天性上所要求者，实际之知识则所以供社会之要求，而维持一生之生活。”[14]西学作为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样具有“求真”与“致用”两种特性。西学有“实用”层面的“术”，也有其“理论”层面的“学”。经世学风下输入的西学，多为实用层面的“术”，而非理论层面的“学”。随着戊戌以后西学理论层面的“学”之大规模输入，晚清学人对西方科技背后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西学“为知识而知识”的本质有了更多体悟：不仅经世致用之学风与西学这种“求真求知”精神不合，而且传统学者“明道”、“修德”的理念，也与近代西方“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理念相异。西学输入后，中国学术所要建立的新“学界”，必然是像西方近代学术那样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学术社会”。无论“经世致用”，还是“明道修德”，均将学术视为手段和工具，难以承担建立新“学界”的使命。为此，必须摈弃这种以学术为手段的“致用”理念，将学术本身当成目的，树立“为学术而学术”的“求真求是”精神，方谈得上建立纯粹的“学术社会”。对西方近代学术有着较深体悟的严复，看到了西方近代学术独立发展的趋向，主张学术与政治分离：“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至工，奈何其不分哉！”政治与学术分离的第一步，是将“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分开，学问名位与政治名位分离：“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15]王国维、章太炎在批评晚清今文经学“致用”观念时，亦倡导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反对将学术视为政治的手段和附庸，而要维护学术自身的独立地位。其云：“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16]这无疑是晚清时期倡导学术独立的最经典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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