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除宗室、外藩两套爵位制度外，还有一套适用范围更广，包括满洲、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汉人在内的爵位制度，统称为异姓封爵及世职，由此形成地位仅次于宗室而更庞大的贵族阶层。
        我国古代早已建立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等级爵位制度，但到清代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满洲入关前，清异姓封爵已开始萌芽，皇太极天聪八年(1634年)四月设一等公，一、二、三等昂邦章京、梅勒章京。在此之前的满洲沿用了明朝总兵、副将、游击、备御等武官名称，皇太极下令将汉文官名易以满洲之名，五备御之总兵官为一等公，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二等总兵官为二等昂邦章京，三等总兵官为三等昂邦章京，一等副将为一等梅勒章京，二等副将为二等梅勒章京，三等副将为三等梅勒章京。可见，清代异姓爵位并没完全因袭古代传统的异姓爵位制度，而是先从武职演变而来，这就逐渐形成了清代一套有特色的首崇满洲，重在军功的异姓封爵及世职制度。
        清入关后，顺治四年(1647年)改昂邦章京为精奇尼哈番，梅勒章京为阿思哈尼哈番，结合传统爵位和入关前世职，建立公、侯、伯三等世爵和精奇尼哈番、阿思哈尼哈番、阿达哈哈番、拜他喇布勒哈、他沙勒哈番五等世职制度。雍正八年(1730年)，为了使异姓贵族更加死心塌地效忠于爱新觉罗王朝，一改以往“公爵但分等，未有封号”的习惯，采用汉唐以来公、侯、伯、子、男爵前加信武、建忠、定远等封号美字的做法，“锡以嘉名”，“使勋劳之臣显功丕绩常赫在人耳目，而其子孙承袭封号亦皆顾名思义，共知奋勉，世为国家效忠抒力”。乾隆元年(1735年)根据大学士鄂尔泰、监察御史舒赫德的建议，改精奇尼哈番为子爵，阿思哈尼哈番为男爵；改世职阿达哈哈番(旧甲喇)为轻车都尉，拜他喇布勒哈(旧牛录)为骑都尉，他沙勒哈番(旧为半个前程)为云骑尉，增加恩骑尉。乾隆十三年，钦定五等封爵、四等世职二十五级承袭表：一等公，袭二十六次；二等公，袭二十五次；三等公，袭二十四次；一等侯兼一云骑尉，袭二十三次；一等侯，袭二十二次；二等侯，袭二十一次；三等侯，袭二十次；一等伯兼一云骑尉，袭十九次；一等伯，袭十八次；二等伯，袭十七次；三等伯，袭十六次；一等子兼一云骑尉，袭十五次；一等子，袭十四次；二等子，袭十三次；三等子，袭十二次；一等男兼一云骑尉，袭十一次；一等男，袭十次；二等男，袭九次；三等男，袭八次；一等轻车都尉、二等轻车都尉、三等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自一等轻车都尉至云骑尉各袭三次，以恩骑尉世袭罔替。授封同等爵位及世职又以满洲、蒙古八旗、汉军人旗、汉人为序，地位递减。于是，清代异姓封爵及世职制度遂告完备。
        清代异姓爵位没有王爵，但开国之初追封或授封了为数不多的异姓王爵：天聪二年追封战功显赫、以身殉国的满洲正黄旗人扬古利武勋王；康熙十五年(1675年)福建总兵黄芳度拒耿精忠叛乱之招，困守漳州达两年之久，城陷全家殉节，被追封为忠勇多罗郡王；嘉庆二年(1796年)六月，乾隆时宠臣、名将，满洲镶黄旗人福康安，在平定贵州苗民起义的战争中病死，被追封为嘉勇多罗郡王；顺治元年，为了更快统一中原，清还分别晋封明降将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为平西王、定南王、靖南王、平南王；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大西农民军将领、原张献忠的养子孙可望，在继续坚持抗清斗争中滋长了称王称帝的个人野心，不惜同室操戈，失败后投降清廷，被封义王，但不久又在一次狩猎中被清军射死。以上这些异姓都是因一时之需或格外“加恩”，而非定例。
        以军功立国的清朝，有汉文臣不封公、侯、伯之例，有封者均属破格加恩，并且屈指可数：孔子的后裔照传统封爵为衍圣公；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郑成功的后人郑克塽降清，清廷授郑克塽公爵，其大将刘国轩、冯锡范伯爵，俱隶上三旗；康熙时进士、雍正时重臣张廷玉，雍正十一年(1733年)被晋封为三等勤宣伯；两广总督孙士毅，乾隆五十三年以平安南(越南)功封一等谋勇公，次年兵败辞公爵，嘉庆元年在四川总督任内以“征苗功”封三等男，卒于军中，追赠三等公，其孙均降袭伯爵；1864年因攻下江宁(南京)，了太平天国之“功”，清廷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曾国荃一等毅成伯；道光时，封陕甘总督、四川崇庆人杨遇春一等昭信侯；1878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收复新疆，以一等恪靖伯晋封恪靖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68年以捻军之“功”，被封为一等肃毅伯，1901年死后，追晋一等侯。真实，除衍圣公和张廷玉外，以上汉族文臣封爵亦均因军功。
        最初，汉族文臣亦无世职。雍正年间，因大学士朱轼、张廷玉、蒋廷锡勤劳辅弼、忠诚治事，特扩成例，给予一等阿达哈哈番，即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汉世职自此而始授。乾隆末年，八旗、绿营已不堪用，不得不逐渐更多地依靠汉族地主阶级，并发出“国家满、汉视为一体。同为殉节之士，岂可功赏之间有所异也?”的上谕，命汉文、武之臣与满臣同授世职。从嘉庆年间。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汉人文、武之臣受封世职才逐渐多起来。八旗世职袭次完时，有赏恩骑尉承袭罔替之例，汉世爵与世职则不然，无承袭罔替例。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帝诏令：黄芳度子孙于袭次完时，照八旗例给恩骑尉世袭罔替；王进宝以三等子爵世袭罔替；赵良栋以一等子爵世袭罔替。同时如将军张勇等皆缘此推恩。又有殉节阵亡之张国彦等十七员，军功较著元惠应昭等十四人，亦一体加恩。从此，汉人才有了爵位、世职世袭罔替之倒。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91载：“成同中兴之际，汉人以文臣建殊功膺上赏者，项背相望，武臣彪炳尤极一时之盛，然事定以后有加封者，有追封者，往往于世职之外再兼世职”。子孙承袭，一人不能兼二，但两较大世职可合并升爵，两小世职合并升一大世职。如湖南益阳人湖北巡抚胡林翼，咸丰十一年八月以攻克安庆功赏骑都尉，即月卒，谥文忠。同治三年以克复江宁(南京)推恩死事诸臣，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旋并为三等男。又如湖南湘乡人黄翼升，同治六年以平捻军功由骑都尉世职加予一等轻车都尉，并为三等男。如骑都尉兼一云骑尉可并为三等轻车都尉。并爵只及本身而止，不再承袭。
        有爵位和世职的异姓之人，比相应的一般官员享有更多的特权和更丰厚的俸禄。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四十八记载，受封世爵、世职并任相应职官的异姓人，凡一等公岁给俸银700两，二等公685两，三等公660两，一等侯兼一云骑尉635两，一等侯620两，二等侯585两，三等侯560两，一等伯兼一云骑尉535两，一等伯515两，二等伯485两，三等伯460两，一等子兼一云骑尉435两，一等子410两，二等子385两，三等子360两，一等男兼一云骑尉335两，一等男310两，二等男285两，三等男260两。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235两，一等轻车都尉210两，二等轻车都尉185两，三等轻车都尉160两，骑都尉兼一云骑尉135两，骑都尉110两，云骑尉85两，恩骑尉45两；不任职官的闲散公岁给俸银255两，侯230两，伯205两，子180两，男155两，轻车都尉130两，骑都尉105两，云骑尉80两，以上每银一两给禄一斛(半石)。可见，文武职官一、二品俸禄180两、155两，只及任职官的一等公俸禄的四分之一左右，相当于闲散子、男爵的俸禄。
        清王朝在利用法律的形式，把宗室奉为高等的同时，又发展传统的封建爵位等级制度，授予满、蒙、汉八旗及汉人的有功之臣以世爵、世职，使其享受比一般官员更多的政治特权和更高的经济待遇，形成比宗室族更为庞大的民爵贵族阶层，并一再鼓励一般官员尽忠报效，建功立业，进入这一贵族阶层，以此来加强和巩固爱新觉罗氏家族统治。清后期，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为了苟延残喘，更加广泛地实施这一笼络之策。然而，政治制度的落后，各级政府、军队的腐败无能，这种以军功为基础的异姓民爵世职制度也失去了原有的机制，挽救不了清王朝灭亡的必然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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