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曾国藩的哲学思想，其本人没有专门著作，研究者也较少谈到。其实，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还是相当多的。它散见于信函、批札、日记、笔记之中，从各个方面反映出曾国藩的哲学观点。这些观点虽不是曾国藩的发明创造，他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过来加以运用，并取得某些成功。因而，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进—步了解曾国藩一生中得失成败的思想根源乃至整个近代史，都是有益的。下面分几个方面谈点粗浅看法。

一

曾国藩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代表的是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但由于出身于上升中的中小地主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人生观还是积极向上的，很少颓废思想。尤其他的前期，更是如此。曾国藩曾与人讲：“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①而他一生则始终以“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自任。出办团练之婚；他即提出“不要钱、不怕死”的口号，既用以号召土绅，也用以约束自己。曾国荃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时，他又在信中与之相约道：“吾兄弟报称之道，  仍不外

‘拚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②实际上，确实如此。他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奋斗了一生，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拚命去干，就能达到目的。早在京宦时期，他就立志成为地主阶级的一代圣贤，并信心十足地宣称：“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盂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③后来太平天国的成功，他也归之于“坚忍不懈”四字，并推而广之，视为一般规律。他在淮军将领刘铭传的禀帖上批道：  “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从前水师之设，创议于江忠烈公(指江忠源)，安庆之围，创议于胡文忠公(指胡林翼)。其后本部堂办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将弁皆愿去水而就陆，坚忍维持而后再振。安庆合围之际，祁门危机，黄、德糜烂，群议撤安庆之围而援彼二处，坚忍力争而后有济。至金陵百里之城，孤军合围，群议皆恐蹈和、张之覆辙，即本部堂劝；不以为然，厥后坚忍支持，竟以地道成功。可见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④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又说：“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⑤人的主观意志对于事业的成败固然有一定的作用，但却不能脱离具体的客观条件，否则，有志未必竟成。只讲主观意志的作用，不讲客观条件，实际上就变成了唯意志论。曾国藩带着这种想法行事，就必然有碰壁的时候，在许多场合行不通。于是，他就搬出了天命论，由主观唯心主义跳到客观唯心主义，对一切无法用“有志竟成”解释的问题，统统归之于“天命”。

    曾国藩第一次谈论天命是升授礼部侍郎后不久。他出身中小地主，生长深山之中，中进士后十余年间官至二品，实出乎意料之外。于是他便认为这是命中注定，非人力所能做到。他在给陈源兖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可见命数有定。”曾国藩再出后，正当他处处顺手，叫喊太平军“不患今年不平”的时候，忽然传来李续宾在三河全军覆没的消息，更使他相信“天命难违”的说法。多少年后还在日记中写道：“偶思咸丰八年四月葛睾山扶乩，即已预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败，温弟(指曾国华)之变。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从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邪?以后每日当从‘乐天知命’四字上用功，治事则日有恒课，治心则纯任天命。”⑥

曾国藩既谈“有志竟成”，又谈“纯任天命”，那么对于事业的成败究竟哪种力量起主要作用呢?他认为天命为主，人力为次，大约为三七开。他说：“古来圣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无非由于文学事功。然文学则资质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事功则运气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⑦他甚至把人看作“运气口袋”，常说“人生皆运气为主，七尺之身实以盛运气”8。还跟欧阳兆熊等人开玩笑说，“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⑨可见，曾国藩是很信奉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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