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本商末是中国传统社会例行不替的经济模式，重农轻商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基本经济政策。在这一模式的导引下，农商被视为互不相侔的两极，国家通过抑商而重农、贬商而崇士，维持着“士农工商”的秩序结构，引导着社会经济的运行。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门的开放，“洋货之转输来华者，云集而辐辏”，中国之财日益外散，“商”在经济活动中之地位与作用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凸现在国人面前。在这一变局的牵动下，中国朝野上下逐渐萌发“重商”意念。对于这一思想“新芽”，长期以来学术界主要是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郑观应、薛福成等少数站在历史“前台”的显宦名流的言行著述中进行考察，至于站在历史“后台”的民间一般人士所见如何，则鲜有论及。 

探求民间重商思想，颇乏历史资料，幸运的是上海格致书院留下一份记录民间知识群体思想真迹的珍贵文献——《格致书院课艺》可资利用。上海格致书院是经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倡议，由麦华陀、傅兰雅、唐廷枢等中外人士共同创立的一个新型的教育机构，自其倡议筹建到停办，历时达四十年（1873—1914年）之久[1]。论其历史贡献，上海格致书院不仅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之先河，为中国社会培育了一个“新式”知识群体，成为传播西学的重要载体；更重要的是育成一种思想资源，“就新思潮之启发而言，清晰可估，在当时产生启牖之功甚大”[2]。《格致书院课艺》是由上海格致书院山长王韬编辑的1886—1894年间书院所举办的历次考试中优胜者答卷的汇编，它真实地记录了书院学生的心迹。兹据卷文，对书院学生的重商思想梳理如下，或可收管中窥豹之效。 

一、“商本论”思想 

近代以前，农本论一直是中国主流经济思想。姑不论其他思想家，就连一向以“开风气”著称的龚自珍仍坚持“农宗论”，主张自给自足，限制对外贸易。与此不同，上海格致书院从老师到学生，基本都主张“商本论”。书院山长王韬认为，通商有三大益处：一是“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力”，二是“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三是“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3]，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就在于皆以“通商为国本”[4]。因此，他斥责“农为本富，商为末富”的思想“迂拘”之见，认为顽固派所说的重农，不是真正的重农，只是“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5]。王韬的重商思想为其学生所继承和进一步阐发。 

首先，书院学生批判了“农本”思想，认定闭关锁国已不可能，通商已成世界大势，中国若要讲求富强，必须振兴商务。王佐才说：“自长江开埠，二十七口通商，耗我中国之金银，漏出外洋，如水趋壑，更甚于宋输契丹之岁币，……为今计，欲闭关谢客，虽汉武、唐宗复生于世，亦势有所不能，惟有兴中国之商务，以夺外国之利权，庶足敌之。若尤是重农轻商，不知变计，将来筋疲力尽，欲战无可募之兵，欲和无可赔之饷，惟有拱手受约，惟命自从，有不为印度、爪哇、越南、缅甸之续哉！”[6] 杨史彬说：“总而论之，今之时，非封关闭世之时也。既难禁洋货之不来，即难杜利源之不溢。使于此漠视之，恝置之，而不设法以转移，流弊将伊于胡底？”[7]李鼎颐说：“当今之势，互市已成，万不能闭关而治，欲禁丝茶之不往，固非其时，欲阻烟布之不来，更无其术。”[8]华国盛通过比较中济政策，指出中国贫弱之因在于抑商，西方富强之因在于重商。他说：“尝观中国自古重农抑末，外国则惟重通商。试以一国譬诸一人，则中国犹农夫，外国犹商贾也。农之利微，充其量不过亩收数钟而止，纵岁岁丰稔，而儿女之食指日增，门户之开销愈大，则守其百亩之所入，其势将日流于窭贫。中国似之。商之利厚，运本国之货，以牟他国之利，倍蓰什伯，皆不可知,财力愈厚，则势益豪,方且役使贫农,而产业皆为所兼并。外国似之。此中西立国之本不同，贫富遂因之而异也！”[9] 

其次，书院学生认为商务之盈虚消长，关系到国家的废兴盛衰，不可“漫焉不察”，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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