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试图从知识生产与其所处的历史、现实间的应该关系这样一个视角，对近二十年的知识思想状况，给出一个批判性分析，并尝试探讨改变这种状况的途径所在。进而沿着这一结论，对制约着学术思想界却未被学术思想界自觉面对的九个方面给以了扼要分析。以望通过这种直接提供讨论点、观察点的方式而非抽象笼统的呼吁方式，对学术思想品质的提升和改善给以具体的推动。

　　关键词：真问题、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知识生产、惰性知识生产、理论、观念、理论与观念的能力边界、扭结

　　一个本来对社会正发生的现实有意识隔膜，立意以纯书斋阅读和远离当下现实的专业写作主导自己生活的人，突然决意写一篇和自己以前一贯地自我理解、自我定位甚为相悖的文章，他一定会深感惊异。而这也是我突然决意写如下这样一篇文章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典型心理状态。直到仔细自我省思后，才明白貌似突然的这一写作决意，背后实有着甚为现实的动力。

　　一是作为一个学者，以往历史经验让我深深共鸣于如下论断：“一个问题的解决将会旷日持久，而且需要几代人都予以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不应成为人们推迟研究该问题的正当理由。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情况最终会证明，是我们所推迟解决或忽略不管的问题，而不是尽了力却不能解决的问题，会反过来使我们遭殃。”[1]历史阅读和思考常常会碰到文明兴衰、民族兴衰、国家兴衰等问题，这些兴衰的原因往往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或者始终没能将暗中制约他们的一些问题“问题化”，或者“问题化”后被郑重面对的时间太晚。我这么说，并不表示我所提出的问题有关系到民族、国家兴亡的重要性，我只是想表明，不将暗中制约我们的问题“问题化”，让我深感不安。我担心我们自以为充分理智化的工作，不过仅仅是历史情境随便拨弄的产物。我这么说，当然也不是以为知识分子有超越历史的能力。但努力深入历史和现实，努力把现有知识生产脉络和理论思潮脉络之外影响和制约我们的历史现实因素问题化，使其得以被我们凛然面对。这种努力显然不是在奢望超越历史，而只是试图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为把住自己的命运而向历史中人的惰性进行的一场搏战。

　　我如此做的第二方面原因，来自于我对近二十余年来学界一些现象的深切感触。一些视野更宽广的朋友告诉我，这些现象在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学界亦存在。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曾借用苏珊・朗格的说法准确、生动地描述过这一现象：“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在她的《哲学新视野》一书中评论说：某些观念有时会以惊人的力量给知识状况带来巨大的冲击。由于这些观念能一下子解决许多问题，所以，它们似乎将有希望解决所有基本问题，澄清所有不明了的疑点。每个人都迅速抓住它们，作为进入某种新实证科学的法宝，作为可以用来构建一个综合分析体系的概念轴心。这种‘宏大概念’突然流行起来，一时间把几乎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挤到一边，苏珊・朗格说，这是由于‘所有敏感而活跃的人都立即致力于对它进行开发这个事实造成的’。”

　　我想很多学者读到这段话都会有默然会心之感，因为这太像在描述学界的情况。但相像也就到此为止，因为接下来的情况在吉尔兹笔下是：“在我们熟悉了这个新概念之后，在它进入我们的理论概念总库之后，我们对这一概念的期待也更加和它的实际应用相适应，它也就不那么盛极一时了。只有少数的狂热者固执那种过时的万能钥匙观点，而不那么迷恋的思想者不久便会定下心来，探讨这个概念真正引发的那些问题。他们试图在可以应用、可以拓展的地方，应用它、拓展它；在不能应用、不能拓展的地方，就停下来。它首先真实地成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开创性的概念，成为我们知识宝库中永久而持恒的一部分。但是，它不再拥有它曾一度拥有的宏伟的涵盖一切的视野和明显的万能应用性……（它）并不阐释一切，甚至并不阐释人类的一切，但它毕竟阐释了什么东西；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弄清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把自己从（在它时髦初期）同样缘它而起的大量伪科学中解脱出来。”[2]

　　对比后面这段叙述，学界状况如何呢？学界近二十年有太多的思潮走过，每种思潮最初都给人希望和承诺，但当它过后，它给我们留下来的却多只是在它时髦时“缘它而起的大量伪科学”。而我们摆脱这些伪科学的办法，也不是通过“定下心来，探讨这个概念真正引发的那些问题”，不是“试图在可以应用、可以拓展的地方，应用它、拓展它；在不能应用、不能拓展的地方，就停下来”，即通过产生可信赖贡献的真成果，来埋葬先前的伪科学。而是或者通过更新的思潮引进产生出新一轮的伪科学来覆盖上一轮的伪科学；或者通过理论厌倦症，远离理论和思潮，只以被原有正统知识生产认为有效的方式来进行自己的工作。所以中国二十年思潮理论引进的历史偏激些很可概括为“橘逾淮而为枳”的历史，那些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学界生产了重要成果的理论和思潮，在学界往往除留下一批吉尔兹意义上的“伪科学”成果和三、五因介绍这些思潮和理论而成名的学术名流外，对我们洞见、把握、思考历史和现实，不仅很少帮助，而且每每误导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而学界理论、思潮引介者、应用者二十年来的非正面形象，更使得那种简单地把知识和思想对立起来的看法在学界大有市场。

　　不能想像这样一种知识生产状态，在当下中国这样一个变动甚巨、问题重重的时代，能承担起它本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如果知识生产不能提供有效助力，焦虑的面对现实问题者自然只好更多依凭个人感觉和经验、依凭看起来有说服力的理论架构进行思考，这种作法有时会产生犀利的立场和洞见，但即使如此，立场和洞见若没有相关知识作为互动和校正、细化的媒介，也不可能落实为恰切可行的操作措施。因此，在我看来，如何推动学界产生富内在张力的、可和现实、历史复杂性有效互动的知识生产，是欲为民族未来承担责任的知识界必需面对的首要问题之一。

　　那么，怎样才可能有效地克服这种令人忧心的现实――理论、思潮的引介主要在产生伪科学，而理论、思潮的失败又反方向固化了那种与理论思考隔绝、仅依凭惯性乏任何时代紧张感的惰性知识生产的良好自我感觉，并使得这种拒绝理论思考和自觉反思的惰性实证研究，而非反思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占了实质上的主导地位？我以为，解决的途径之一，就是提出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因为它既可为知识生产提供一个直接的工作目标，又可作消化外来思潮、理论使其与我们现实和历史密切相关的媒介。当我们整理出的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处于一理论思潮之中，那么，迫使此理论思潮面对这一问题，会使此理论思潮和我们的历史、现实间发生一种深刻的扭结。这种逼迫理论拖泥带水的扭结，就象使蚌痛苦一时，却能助其生出珍珠的砂子。因为没有内在于我们历史、现实的真问题作障碍，而只有匆忙中从历史、现实中抓取的一些片段，搭建成正好适合此理论、思潮来攻取的城堡，虽可帮助证成此理论、思潮确实威力无边于一时，却正如风行水上，激动过后，并不能在我们对自己现实和历史的理解上刻下真正的印痕。而当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外在于一理论、思潮时亦有其作用，因为它可提供观察参照点，让我们迅速觉察出一给人无限希望的理论与思潮在我们历史和现实中的大致能力边界。从而使我们在面对新理论、思潮时，不会因过分投注希望，浪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那么，为什么吉尔兹这么优秀的学者兼思想家在他的论述中却不提“内在于现实与历史的真问题”这一讨论层面呢？我以为，吉尔兹所提到的理论观念，本身就是内在于西方历史和现实的产物。这样，这些理论与观念本身就和它们所由之产生的历史有一种深切的扭结关系。所以在理论和观念的原产地，只要借助理论观念的知识生产经过吉尔兹所谓的“定下心来，探讨这个概念真正引发的那些问题……试图在可以应用、可以拓展的地方，应用它、拓展它；在不能应用、不能拓展的地方，就停下来”这些程序――就基本上完成了理论观念与知识生产间的互动。不象中国知识界近二十年潮起潮落的诸观念与理论，由于主要系外来于其它民族现实与历史，因此，在把它应用于的知识生产和现实、历史分析前，当然需要经过一个在理论和观念的原发地应用其于知识生产中不需要考虑的环节，即需要确定此一外来理论观念和本土历史、现实问题是否真实相关。只有经过这一环节之后，逻辑上我们才可进入运用这一理论观念于我们自己的知识生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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