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进行了梳理，同时分析了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现实与心理的双重诱因、意义及局限，指出：对后现代主义的介绍与研究无疑给理论界提供了一种观照文学的全新视角；后现代主义反启蒙、反中心、消解深度模式的一系列原则，在意识形态控制相对紧张的中国，为文学创作界提供了一种有异于传统的理解生活的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家的表述方式，使生活在政治话语中的文学获得了二度解放。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在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的过程中，依然带上了"中国式"的阴影：在西方具有多维指向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仅被幻化为"怎幺都行"，他们置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们笔下的批判理论于不顾，陷入了欲望的狂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成为新的中产阶级的保护神，而唯一遭到漠视的是人民的利益；因而，批判性的匮乏成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死结，从而使这一思潮在中国陷入了"合法化"危机。　
  "后现代主义"1是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一股西方文流，后来逐步扩展至科学、哲学和社会学、美学、艺术、建筑等各个领域，至七十年代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哈桑曾经用"不确定内在性"（indetermanence）来概括这一思潮的特质，以此来意指它的两个主要本质倾向：即不确定性和内在性。不确定性是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之结果，意味着在缺少本质和本体论中心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通过一种语言来创造自己及其世界，这一范畴具有多重衍生性的含义：模糊性、间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叛逆、反讽、变形等，它是对一切秩序和构成的消解，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与此相对应，内在性则可以用散布、传播、推进、相互作用、交流及相互依存等概念来说明，这表明"后现代主义不再具有超越性（transcendence），它不再对精神、价值、终极关怀、真理、美善之类超越价值感兴趣，相反，它是对主体的内缩，是对环境、对现实、对创造的内在适应。后现代主义在琐屑的环境中沉醉于形而下的愉悦之中。" 
  2这一思潮登陆中国是在80年代，而最终形成理论和创作热潮则还要等到90年代初。最早将"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的是董鼎山，1980年12月，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所谓"后现代派"小说》一文，向人们介绍了"后现代派"小说3 ，随后袁可嘉又于1982年在《国外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文，对这一思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此同时，一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文本也被翻译过来，1980年《外国戏剧》第1期译介了马丁・埃斯林的《荒诞派之荒诞性》，《外国文学报道》在同年第3期上摘译了后现代主义作家约・巴思的论文《后现代派小说》4 ，1981年，《外国文艺》第6期又刊载了罗兴・罗德威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论文《展望后期现代主义》5 。此后，一批重量级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也陆续到中国进行传经布道：1983年，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权威阐释者哈桑到山东大学讲学；1985年，另一位后现代主义大师杰姆逊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专题课6；1987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佛克马又到南京大学作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报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在国门开放伊始就进入了中国，但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忙于自己的"现代性"设计，具有忧国情怀的作家们更感兴趣的是启蒙话语，因而，当时理论界热衷于探讨的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冷落。但8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使中国作家的启蒙热情彻底，人们开始在心灰意冷中重新为自己定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快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找到了自己的知音。

　对中国有无产生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现实土壤，许多理论家一直心存疑虑，并由此得出结论：在中国的后工业社会来临之前，中国并不会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产生，这几乎是中国是否会产生现代主义的论争的老调重谈。我们且不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的经典理论，仅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讨论这一问题依然会得出肯定的结论：尽管中国尚没有进入后工业社会，其经济也尚不发达，但是，给人们的心灵以影响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此外还有政治、文化诸因素，中国自50年代以来的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已经足以让人感受到历史的荒诞和人的被撕裂，当人们沉静下来的时候，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会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话语发出质疑。我们树立的一个个权威陆续在人们心目中倒塌，所鼓吹的乌托邦幻想也一一，作家们改造现实的满腔热忱遭受了空前冷漠的对待，犹如舒婷一首诗中的意象：

　　也许我们的心事
　　总是没有读者
　　也许路开始已错
　　结果还是错
　　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
　　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
　　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
　　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
　　---舒婷《也许？》

　残酷的现实终于使中国作家对启蒙事业的"神圣的疯狂"趋于"耗尽"，转机由此产生。

　正像杰姆逊所说的，"在后现代主义时代，我们也面临着一种具有同样的破坏力，而且同样是灾难性的情感，我们也有后现代主义的悲剧人物，但也许和"焦虑的时代"的悲剧人物有所不同。从60年代来人们遇到的似乎不再是这种以自我毁灭告终的"神圣的疯狂"，而是另外一种形式，美国人称之为"耗尽"（burn-out），连续的工作，体力消耗得干干净净，人完全垮了。这在现代是具有同样的消极意义的经验。但这已不再是焦虑。在焦虑里你仍然有一个自我，仍然感到孤独，你想缩回到自我里保持自我的完整，也就是说你知道该做什幺。而在后现代主义的"耗尽"里，或者用吸毒者的语言，"幻游旅行"中，你体验的是一个变了形的外部世界，你并没有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已经非中心化了的主体。这和焦虑中的体验是不一样的，这种恶梦和现代主义的恶梦是不一样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有自己的病状，如果说现代主义时代的病状是彻底的隔离、孤独，是苦恼、疯狂和自我毁灭，这些情绪如此强烈地充满了人们的心胸，以至于会爆发出来的话，那幺后现代主义的病状则是"零散化"，已经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了。"7 许多中国作家后来也在创作谈中倾诉了类似"耗尽"的这种感受，徐坤曾这样回顾自己90年代的心理变化："那阵子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和许多人一样一时难以适应，可以说切身地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失落，原来做学生时的一些想法、抱负、理想之类的，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人心里感到很灰的，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幺走。"8 陆天明也说，"我和我的同行们早就过了那种"幼稚期"，早就放弃了那种文学奢望：依靠几部"伟大的"、"经典的"、"轰动时代的"作品，便能让中国清明发达起来。"9 冷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人们的一次次狂欢，人们的心境由热转冷，知识分子对自己过去过分热衷于宏大叙事的行为产生了怀疑，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在这种情形下，一些理论家以"后新时期"概念为中国90年代的文化、文学思潮命名10，作为"后新时期"概念的积极提倡者，王宁曾这样分析这一概念："后新时期"是伴随着盛新时期的终结而来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新时期文学主旨的挑战，因而其文学代码与新时期的文学代码是逆向相悖的，具体表现为：（１）""人"的主体已失落，文学变得越来越注重表层的形式技巧的把玩，其意在拆解新时期文学的深层结构，不少文本不仅反对传统的美学原则，同时也嘲弄或戏拟具有"现代性"的美学原则，……文学上的反功能主义已达到了某种极致"；（２）新小说的崛起扬弃和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原则，是对一种世纪末的"平民意识"的弘扬，并在某种程度上填平了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鸿沟；（３）通俗文学、传媒文学和以纪实性、广告性为主要内容的受委托的文学共同构成了一幅多色调的图画，相互依存、共荣共生。由此，"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进入了一个多声部的、没有主流的时代。"11 尽管对"后新时期"的内涵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应该说，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了理论家对时代变化的敏感，他们抓住了中国90年代意识形态与生活观念的双重转型，基本体现了市场化、商业化时代的观念特质，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后新时期"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内在关联。虽然后现代主义在新时期伊始就已进入中国，但当时人们的全部注意力还都集中在现代主义上，不但对闯入视野的后现代主义文本视而不见，甚至将经典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当"现代主义"来介绍。80年代中期，即使偶尔有理论家以"后现代主义"来观照中国的先锋小说，也会有更多的人不以为然，如发表于1987年的《意义熵：拼贴术与叙述之舞--马原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12 ，沈金耀发表于1989年的《试析近年来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13，王宁、陈晓明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14 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因为人们对中国是否存在后现代主义还持怀疑的态度，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技术上离产生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后工业社会还有很大的距离。到了后新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在90年代初还有过中国有无后现代主义的论争15 ，但更多的理论家则是绕开争论，直接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现场，读者也以更宽容的心态接纳了这一概念。自1991年开始，不但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且一大批译介、研究后现代主义的论着也相继出版，仅北京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走向后现代主义》（佛克玛编，王宁等译，1991）《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 尚水编，1992）《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王岳川著，1992）《中国后现代文学丛书》（赵祖谟主编，1994）《多元共生的时代》（王宁著，1994）等多种著作。在诸多以后现代主义视角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当中，陈晓明无疑是用力最勤、收获也最丰的一位青年学者，他的《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至今依然是难以超越的研究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文本。

　对后现代主义的介绍与研究无疑给理论界提供了一种观照文学的全新视角，促进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在意识形态控制相对紧张的中国，后现代主义反启蒙、反中心、消解深度模式的一系列原则，为文学创作界提供了一种有异于传统的理解生活的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家的表述方式，使生活在政治话语中的文学获得了二度解放。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在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的过程中，依然带上了"中国式"的阴影：在西方具有多维指向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仅被幻化为"怎幺都行"，他们置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们笔下的批判理论于不顾，仅对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大声喝彩，而对那些依然坚持启蒙立场和批判姿态的知识分子则大加伐挞，甚至指责他们为"文化冒险主义"；相反，对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不合理现象却置若罔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成为与主旋律共舞的一个幽灵，是新的中产阶级的保护神，而唯一遭到漠视的是人民的利益。这种批判性的匮乏成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死结，后新时期以来的"人文精神"论争、二王的论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甚至关于《马桥词典》的诉讼无不导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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