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彻底的难题就是作为难题的难题之本身的不可能性。”
               ――雅克・德里达《难题》

在思想史上，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思想出来以后似乎总是要遭受被普遍误解的宿命。因此，时至今日，人们对德里达思想要旨的解读，大体仍未越出解构哲学所一再批判的那种思想樊篱，就显得不足为奇。这种樊篱总是习惯于将任何哲学文本都视为一种封闭的、自身同一的、本质透明的文本。在这一樊篱的制约下，人们要么根据德里达的早期思想文本，固执地认为，所谓解构哲学的核心旨趣，就是“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否定终极意义，消解二元对立，消除概念淤积，拒斥形而上学，为新的写作方式和阅读方式开辟广泛的可能性”[1]。据此，所谓“解构”，就一再地被误解为是以揭露文本的内在矛盾、并将这一内在矛盾优先化以使文本自我解体为目的的文字游戏――对于这一游戏，人们给予了诸多的别名，比如：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反历史主义、反价值主义、虚无主义等等。[2]要么，人们便根据某种对“拟想中的思想的完整性”的期待，对德里达终究未能“完成”所谓的从解构到建构的“转向”，扼腕叹息。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人们对如下这一预设始终未加怀疑：即存在着一种解构，存在着一种解构哲学。然而这一预设却与德里达的声明相违背。因为，在许多场合，德里达都一再解释说，只存在某种在具体的语境中反复体现出来的活生生的解构精神，不存在着某种所谓的解构“技术”或解构“策略”，更不存在某种完整的、自身封闭的解构哲学。因此，假如说真的存在某种有关“解构”的学问，用通常的话来讲，那就是向未知的冒险；用一个十分哲学化的术语来说，就是某种“难题”论或“难题”学。

如是，对于像德里达那种曾经深深地触痛了人们的灵魂的思想来讲，要真正地把握住其思想内涵和哲学属性，仅仅靠那种对象式的、分析式的、技术主义和程式化的学院解读，就是难以胜任、甚至无济于事的。可能有效的路径，则是置身于某种“跨语际解读”的语境中，首先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所直面的精神焦虑加以“还原”，然后将这一焦虑转化成自身思想的“内在事件”，从而敏锐地把握住解构思想与当代中国思想现状的某种非此不可的关联。惟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洞穿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某种“解构式境遇”，并敞现出某种活生生的反复体现出来的解构精神，进而批判性地将这一解构精神重新楔入到当代思想的现实中来。

问题是，究竟有什么理由，使德里达把解构哲学视为是一种“难题”论或“难题”学呢？到底何谓“难题”？

一、何谓“难题”？

在许多时间和许多场合，德里达都曾被反复问及：你能否以最简洁的语言，对你一生的哲学活动做出简要的说明、概括或总结呢？[3]尽管这样的问题看起来不那么“解构”，然而，一旦它被纳入解构思想的“视域范围”，它就成了一个值得严肃反思的话题。因此，除了那些一般性的回答之外，1992年7月15日，在舍利西・拉・萨尔举办的题为“跨越边界（围绕雅克・德里达的工作）”的学术讨论会上，德里达还用了一个长篇讲演的篇幅，专门对这个问题作了集中的哲学阐释。这篇著名的演讲即《难题：无望地――（互相）等待在“真理的边境”》[4]：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把‘难题’这一词选来做这篇文章的标题。在这一词的事关生死的意义上，我除了知道我将到的地方是‘不知道将走到哪儿’以外，真的不知道我将走到哪里”[5]。“我给予‘难题’这一词以复数形式，真的不知道我将走到哪里；以及，如果有什么东西将要穿越，是否允许我与它一起穿越。我惟有能回想起的是，许多年以来，这个古老的、陈旧的希腊语‘难题’，这个老得掉牙的哲学的与逻辑的词汇，经常把它自己强加于我，最近以来更是变本加厉”[6]。

从这两段表白来看，德里达之所以要以“难题”名篇，或者说，德里达之所以选用“难题”一词来概括他一生的哲思工作，乃是因为，在他看来：首先，他自身的处境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其次，“难题”是他的著作所隐约显示的一贯的核心主题，如今只是加以集中讨论而已。

为什么说德里达自身的哲思工作的处境就是一个难题呢？何谓德里达所意指的“难题”？

在希腊语中，“难题（Aporia）”[7]一词来源于“疑难（aporos）”，本来意味着没有出口、不能通过、死胡同，与“边界”、“界限”、“极限”相关，引申为解决困难时本身所具有的矛盾、为难这样一种状态。[8]因此，在《难题》一文中，德里达一上来就开始追问“一个人如何能穿越真理的边界？” 

在德里达看来，就其本身而言，“真理的界限”可以理解为：真理不是一切，真理就是有限；或者更糟：真理就是终结。然而，同样的表达也可意味着：真理的界限是无法越出的边界。无论怎样，这两种情况都保留了某种只要真理是限定的，就不能视作不可能的边境交接点：只要真理是一个界限或它拥有界限，那么，真理就将既是终结什么又是确定什么的某种关联。

拿生命的边界来说，如果“死亡” 既是对生命的终结、又是对生命的确定的某种关联，那么，我们该如何拥有并享有我们生命的财产及其恰当的存在呢？或者说，我们实际上拥有什么样的生命财产及其存在？

首先，鉴于“生命的终结”总是过早地、未到时地提前来临，因此，生命就有了一种绝对的急迫性。“这种由本质的早夭所决定的消逝的急迫性涉及到了向死而生中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恐惧与渴望、死亡与不朽的联合体”[9]。对于这一联合体，我们可以分别作出既共享又相互分离的不同陈述：死亡没有边界；死亡就是边界；死亡可以被归结为一条分离的、离别的、行走的跨越线吗？；死亡是对死亡的侵入、跨越、越境。于是，对于所有边界的跨越来说，无论是生命的边界，抑或是语言的、真理的、民族的、自然的、历史的、政治的、地理的、血缘的、的边界，都可以断言，它们无不陷入了某种“跨/不跨（pas[step,not]）”的“混交－污染”状态。

这种“跨/不跨”的“混交－污染”状态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一旦这些整体过于确定、或过于脏污，由于“跨/不跨”这一事实，那么，它们反过来就将彻底不再是它们之所是或一个人所希望的它们之所是，也就是说，它们就将不再具有身份同一性，扩而言之，它们自身就将再也无法确定自己。如此，整体就不再能作出有关整体中的部分的简单结论。这样，“跨/不跨”这种状态就使我们走上了“越出”（界限）之途、“穿越”（界限）之途。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做到并证实这一点，因此，我们事实上走上的，就永远是一条“难题”之途：“困难的、无法实践的、因而不可能的旅途，拒绝的、否定的、或禁止的旅途，实际上即没有旅途的旅途”[10]。这一“没有旅途的旅途”，也就是“不再具有‘跨/不跨’的明显形式的”，但又是“即将来临的跨越”的旅途：“简言之，没有‘跨/不跨’的即将来临”的旅途。

这就是所谓的“难题”的“本质结构”。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它被德里达分别表示为“反论”、“自相矛盾”、“双重约定”、“不可能的可能性”等。在德里达看来，这一“难题性”的“本质结构”从希腊思想的起源处就有所预示，经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的讨论以后，显得越来越清晰。然而，这些讨论向来为人所忽视，而且毫无例外，它们都走上了一条“终结难题”之路。这构成了解构哲学所反思的一贯的核心问题。换言之，解构思想的起点和真正归结，就是去敞现这一难题并直面这一难题，这是人类生存状况的根本现实，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哲人所无法逃遁的。

只是，这一反思性的主题如何与德里达一生的哲思工作的现实处境有着内在的关联呢？难道德里达哲思工作的现实处境也成了他的诸多“难题论”中的一个反思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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