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中间型关系”的熟人关系，在传统社会中能够起到一种积极的功能而不至于失范；转型以来，“杀熟”现象增多，一方面是由于“传统型熟人关系”受到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工具理性的侵蚀；而导致“杀熟”更主要的是因为在转型期的社会情境下建构起的熟人关系有着巨大的风险，尤其在经济交易方面。“杀熟”现象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反思熟人作为一种关系资本在现代社会的限度；同时，“杀熟”现象所带来的一种扩散性效应也许为我们走向制度信任提供了一些契机。 
　　关键词：中间型关系　杀熟　社会转型　　制度信任
　　一、理论回溯和问题的提出
　　对于中国人际关系的运作，已有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此加以了阐述，使得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信任结构和人际关系运作有了进一步的把握；但学者们在对转型期 中国人际关系的运作加以研究的时候，大体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即认为中国人在与人交往时，对于“外人”采取一种排斥、不信任、不合作的行为方式；而圈子里的“自己人”则会相互信任、合作互惠，共享一定的社会资本；这种思路实际上是在承袭着有关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理论的脉络。例如福山和雷丁的观点就是对于韦伯观点的延伸和发挥，前者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方式是一种特殊主义信任，是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之上，因而是一种低信任度社会； 而后者则认为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障碍就是家族成员只相信自己人，对家族之外的其他人极度不信任。 

　　大多学者对于转型以来人际关系的论述，一方面采用“自己人”和“外人”的两分法而忽视了“熟人”这个中间型关系的运作；另一方面，他们固然强调了传统的延续作用，但忽视了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转型对于传统人际关系的侵蚀；只强调传统的信任结构和人际关系运作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转承，而忽视了转型这个重要变量，这样仅仅从传统文化来诠释当代中国人际关系的运作，其实是不能真实地揭示当代中国人际关系运作的真正逻辑的。例如王绍光等人的经验研究表明：现在中国人对于陌生人的态度，有29.8%的人认为陌生人值得信任和完全可以信任；这个比例要高于对一般熟人的信任度（20.6%）， 这可能是福山等学者所始料未及的。香港学者杨中芳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认为当社会发生变迁时，信任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内涵也会相应的发生改变。 
　　大部分学者认为当前中国人际关系的瓶颈是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但尚未意识到转型以来中国“熟人”之间的关系运作和信任结构也出现了一定的危机。本文将尝试性地提出：随着转型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熟人”之间的关系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失范状态。转型以来一度在上非常“红火”的传销、老鼠会以及以各种名目出现的标会，其开始都是借助于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熟人网络展开，其结果却很多是以“杀熟”而告终。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耳闻目睹甚至会遭遇一些“杀熟”现象。应该说转型后的“杀熟”现象已不是个别性，而对于这种熟人关系的失范，学者们却没有从学术上给予及时的反思和回应：按照文化的理路，对于中国人来讲，熟人关系的运作有深厚的文化准则可依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范行为？我们只看到熟人关系网络的正功能，而忽视了这种关系资本的负功能以及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关系资本的风险性，可以说“杀熟”现象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反思熟人作为一种关系资本在现代社会的限度及其风险。
　　在大陆学界，首先对于“杀熟”这一问题展开学理性思考的当属郑也夫先生，但郑主要关注的是文革期间的“杀熟”；并从生物性的角度以及溯源于文革和“单位制”的历史社会学对“杀熟”现象进行考察， 虽给人以启发，但似乎缺乏一种解释力，他尚未意识到文革时代的“杀熟”是一种在非常态情境下人性被扭曲时的一种行为，并直接受到政治动员的诱导，很多人“杀熟”是出于被动的自我保全策略，其“杀熟”大都表现为告密行为；而转型期的“杀熟”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受文革影响尚不可知，但可以断言转型期的“杀熟”有着更复杂的成因，不仅深受经济转轨的影响，而且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有着内在的关联。
　　二、前市场经济社会中熟人关系的运作
　　什么是熟人？词典的解释是“熟识的人”。学者在对中国人关系的分类采取了不同的分类方法，如费孝通认为中国人的意义单位是家，按照这种内外有别的心理和行为采取了两分法即“自家人／外人”； 杨国枢则采取了三分法即“家人／熟人／生人”， 黄光国根据情感性成分和工具性成分的高低作出三分法，即“情感性关系／混合型关系／工具性关系”； 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则根据交往的频率、情感的依恋程度、熟悉程度和互惠交换次数等四个指标把人际关系分为弱关系和强关系。 综合以上各学者对于中国人际关系的划分标准，以情感性和工具性为主要纬度，可以把“熟人”关系看作是位于人际关系连续统中的一种中间型关系，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和“外人”相比，熟人关系之间带有一定的情感性；而和“自己人”这种强关系相比，熟人关系之间的情感性减弱，而工具性增强。
　　在传统社会中，熟人大都是沿血缘、地缘不断推演而结识的人，按照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概念，可以说熟人关系是由“自己人”外推出去并和“自己人”直接相接的一层。由于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大都“生于斯、死于斯”，基本上一辈子都生活在封闭性的社区中，流动性很小，交往范围也很狭窄，熟人之间囿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基本上还是一种先赋性的内群体关系，实际上这种关系也是内嵌于伦理实体中的。
　　而在伦理实体中，个体必然要受到作为维系社会纽带的社会文化规则的制约；迪尔凯姆认为在机械团结中，个体受到具有道德特性的集体意识和共同意识的支配，“一种道德力量，遏止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培植了劳动者对团结互助友爱的极大热情，也使得商业领域中的工具理性无法肆意横行。” 在迪尔凯姆看来，在传统社会中，每个人的内心中存在着两种意识，一种是每个人的个性，一种是全社会所共有的集体意识，而由于社会的先在性，个体的意识和行为要遵循集体意识。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情理规则和集体意识能支配个体的行动，一旦个体违背规则，他首先要付出“内化成本” ，自己若做了对不起他人和社会的事，良心上首先要受到谴责。
　　在传统社会中，尽管也有经济生活，但个体在参加这些经济活动过程中并不是带着强烈的工具性，而主要是作为加强联系的一种社会性参与。甚至像象今天被用来牟利和“杀熟”的标会组织，一开始其经济功能也是让位于社会功能的，吉尔茨在他的《标会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现象》一文中发现在Modjokuto地区的arisan这样的熟人基础上的标会，除了少数小商人别有用心发起而外，会员不得抢标，要轮流得标，标金也不计算利息；聚会时，大家吃吃喝喝主要是为了联络感情。正如吉尔茨写道，arisan的聚会也是一次庆典朋友、邻居、家族尤其是村民的一种小型聚会，会员不视其为经济制度，而认为它是一种社会制度，主要的功能乃在于加强社区的感情连带。 
　　即使我们假设前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个体也有一种对利益的诉求，像马克斯・韦伯所断言的，我们不能否认前市场社会的成员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可以作这样的分析，在前市场经济社会，人们实现利益的方式不是通过市场直接实现的，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直接采取一种工具来获取利益，正如萨林斯所说的：“在传统社会中，市场原则和交换活动深受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影响，追求利润最大值商业动机从宗教和文化的联系中被解放出来只是现代的特征。” 
　　当我们把传统社会的个体作为一个“理性人”来看的话，那么他们除了充分利用“自己人”的强关系来获取资源，他们也会积极利用熟人关系网络来获取资源。但在传统社会中，在熟人之间交易和交往时，都相互遵循约定俗成的文化规则，人情和相互回报的机制也能保证互惠互利的均衡。借用“嵌入性概念”，可以认为，传统社会中，熟人之间的交易是嵌入在以情理为主的非正式约束机制的情境中。对于中国人而言，熟人大都生活在伦理实体这样的关系网络中，显然网络中的成员的互动、交易要受到网络规则的约束，大家会心照不宣的遵守那些约定俗成的交往规则。正如费孝通所说的的，“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 
　　无论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还是建国后的“单位制”下，个体的道德品行都是获取资源的一个重要条件，若因“杀熟”留下污点，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获取很多的利益，甚至会毁了一世英名。在前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的获取其实还循着这样一个纬度：道德水准高―向上流动的机会多获取的资源多，所以在更微观的层面，对于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而言，他是轻易不会“杀熟”的，因为“杀熟”的成本往往要远远高出它的收益；因为在传统的社会结构里，人们的交际范围有限，重复互动的频率也很高，相互的利益联结也紧密，道德监督也相对容易，“杀熟”容易败露，而一旦败露，就等于触犯了整个网络中的人情法则，这样“杀熟”的代价不仅仅是个别关系的终止，它会影响到他在所属的关系网络中的声誉，所以无论是从“面子”方面考虑还是从长远利益考虑，一个理性人都不愿意去 “杀熟”的。
　　可以看出这样的逻辑，在传统社会中，熟人关系是沿着血缘、地缘的路径而生成的，受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熟人之间关系的运作包括经济活动，基本上是在一定的伦理实体中展开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利他主义和人情法则的制约，“杀熟”现象一般很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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