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清代的思想史、文学史、学术史上的大师基本上都是民间的，前期的大师往往都是明朝的遗民，不是实际上的贵族就是精神贵族，中后期的大师则多是末落贵族。这里的民间，不是社区概念，而是个文化概念，是指非官方、非主流的，从而有独立性（创造性）的，对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持批判立场的言述与创作，如妇孺皆知的《红楼梦》、与《红楼梦》差不多伟大但是不像《红楼梦》那么享有盛名的《儒林外史》，后期的四大谴责小说、近代史上第一办报的人，等等。尽管二分法有各种问题，但上述二分法是毫无问题的。因为满族推行的文化在“民间”没有与汉文化传统切实地交融起来，文化是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有被权力宰制的一面，也有超越权力独立发展的一面，可以宰制的变成了官方文化（理学、官学），超然的人文是可以而且自古以来就是在民间养育、薪尽火传的――自古传法，气如悬丝：佛教的灯传、白莲教的点传、儒学的真道统，都是以精神相传，而非权势的树立或依附权势的。

［关键词］文化传播；民间；民间文化

大师传灯

首先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明遗民的思想大师谱写出来的批判精神，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既批判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又抵抗满清的文化宰制，以在野的身份痛切地大反思几千年的弊病，黄宗羲痛斥君权（《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细检制度、王夫之反思了文史哲全部的观念系统。由此生发出经世致用思潮，是他们的批判精神的自然果实，也是清廷最为痛心疾首志在必除的东西，也的确在康乾盛世、在乾嘉学风中湮没，直到晚清才大放光芒――再次显示了文化超越而终能经世致用的伟力。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王夫之的政治哲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颜元的“实践”哲学开创出清代许多新的学科和学派，成为清代文化的实际内容，边疆舆地、科学技术、制度史学、辨伪学、即是乾嘉学派也使用着清初大师的范式，所以像侯外庐那样的思想史家，径直以“启蒙思潮”为纲来写清代思想史。

钱穆的《中国近一百年学术史》就是以“大师传灯”的方式来写的，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概论》也是“按人头”来写，把经、史、子、集、语言、地理诸家诸派的传承讲得让后学小子不敢赞一言，钱、梁的大著作即是学术史，也是清代文化传播――揭示了学界薪尽火传的链条、文化兴衰的内在学理、学派形成发展的地缘背景。因为清代虽然高压，所谓康乾盛世是想把全国变成高压锅的盛气凌人之世，但是广大的“民间”是他们望洋兴叹、鞭长莫及的。李二曲在关中、颜习斋受聘漳南及在河北故里办学、张伯行在福建所至必修建书院学舍、沈国模说“陵谷变迁（改朝换代），惟学庶留人心不死”，与史孝咸主持姚江书院，以上都是坚持明代书院传统、弘扬正学，不当科举附庸的。

清廷先用加官进爵的办法拉拢学官阶层。清初沿用明朝旧制，除府学教授是从九品，别的教取无品，雍正十三年下令：各府学教授正七品、州学正县教谕正八品、府州县的训导为从八品，以此作为改造学校的阶级力量，官办学校自然可以运用权力加以管制，官办的书院也在雍正的指挥下，以摒去浮嚣、杜绝流弊为“理由”，不再讲学，而以应试为宗旨。但对民间的不来上钩的学者、思想家的书院，清廷也没有让里甲或特务把他们杀了，把学校封了。

中期阮元在浙江创诂经精舍，在广州立学海堂，黄体芳建南菁书院，俞越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归安经湖等书院，在杭州诂经精舍主讲了三十多年，刘熙载主讲龙门书院，朱一新任广州广雅书院山长，都是贯彻汉学宗旨的著名书院，不同于八股附庸的书院和讲求性理的书院。王筠教蒙学有名于时，其《教童子法》颇合近代教育学。

清代对新增设的省份，如新疆、黑龙江等推广农业和手工业成绩显著。清中期以后，组织向西北的移民，客观上推进了边地与内地的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清代在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的促动中，改进种植技术，添置更新、更多的农具、机械，发展排灌系统，引进优良品种，发展防治病虫害技术，同时几千年就有的扩大种植面积的办法在规模上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发展，开荒造田、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劈山造田、开垦沼泽地、盐碱地等等。但是此时西方近代科技蓬勃发展，清代则还在古代科技的范围之内，与人家拉开了距离，而且拉开的距离以几何级数的加速度造成越来越大的距离。各种中国特色的手工技术则进入黄金时期，如制瓷、纺织、印染等等。中国特色的医药学、地理学、水利学在官民之间交叉传播，创新无多，但普及的幅面还是相当壮观的。

民间文艺、绘画、武术、烹调、养生等等，则是空前的繁荣，也是在官民之间的空间传播、整合、发展。

辉煌的汉学

鲁迅曾说过用几百来的耻辱史换一点汉学成就够可怜的。但从文化传承角度看过去也越发不易。而且在高压的气氛中纯学术的取向毕竟能保留下来一线纯正的知识系统，血雨腥风都事过境迁之后，知识成果还巍然屹立，成为后世文化的依托，也是文化传播可以孤立于世事风云之外的一个证据。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具有超越现实、反抗历史的作用。

所谓汉学是清代那批侧重实证、考据的学人要刻意地超越宋明学风，回到汉代经师的治学规范上去，主张读经须识字，先明音韵训诂、版本、辨明真伪；读史论史同样先求信史，除了校勘考证史书外，还须从器物、金石刻词上收集直接史料，由此形成了自成语境的考据学。就是为考据而考据的学者也是在恪守着一点文人的消极自由，一点摆脱意识形态化的努力。

清初汉学的创始人及其代表人物是顾炎武、阎若璩，乾嘉年间则分出地域性的学派：以戴震、江永、程瑶田为首的皖派，以惠士奇、惠栋、张惠言为代表的吴派，以焦循、王念孙、王引之为翘楚的扬州学派。他们之间的个人师承往往是交叉的，不像理学家、心学家那么讲究门户。他们注经解史的著作汗牛充栋，难以遍举，是今人研究历史的基础知识。　没有汉学成就，人们还蒙在“伪史”或失之于谀的正史、失之于诬的野史中。继承这一脉学统的是现代“古史辨派”，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则是全人类――最让人感动的是海外汉学家――知识是无国界的。

汉学中有小学一脉，张之洞《书目答问》立“小学”一门，列了69人，其中有与经学家相重复的，所谓小学，是文字、音韵之学，旧称小学，本是经学的一部分。这一脉后来大昌盛，本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开设了17门文字、音韵课程。清代的小学家，研究《说文解字》有四大家：桂馥、段玉裁、王筠、朱骏声；研究《尔雅》的则属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研究音韵学则以《广韵》、《集韵》等书为中心。还有在近世卓有影响的章黄学派。

由于宋元版刻的发达，传世的图书越来越多，明清两代的目录学也随之日益发展，清代又大大胜过明代，前面介绍私人藏书时约略提及。清人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成为《明史稿・艺文志》的底本。总数200卷的《四库全书总目》则是目录学顶峰了。阮元的《四库未收书提要》则是考见清廷不收什么书的索引。版本学是考证版本源流、鉴定版本真伪的专门学问。依据时代有宋版、元版、明版等等，根据刊刻地域的不同，有浙本、蜀本、闽本等等，根据刻本的质量分为精刻本、写刻本、百衲本等。据装祯分则有经折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等，根据文献的收藏和使用价值又分为孤本、秘本、珍本、稿本、善本、批本等等。清代乾隆年间，于敏中等人奉敕编篡《天禄琳琅书目》十卷，以经史子集为纲，按版本年代分类，分别详记每书的刊刻年代、流传收藏、印章题识等等。此书问世后影响甚大，成为目录著作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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