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诞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并在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形成二次研究的高潮期，而中间五、六十年代则为研究的低潮期。这二次高潮和一次低潮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与20世纪中国学术思潮的整体发展一脉相承。

    一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起步最早、收获最多、成绩最大的一个领域。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诞生。陈著篇幅不大，只有七万余字，但论述的范围却很广，从孔子到章太炎，大致勾勒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脉络。全书共12章，各章叙述简约，其中第3章“总述”只有二百余字。然而，作者“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在研究方法和编撰体例上均不乏新颖之处，同时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性质、对象、特点和分期的看法也颇具现代学术眼光。故该书虽属首创，在许多方面都难免失之粗疏、简括，但对后出的批评史著作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真正奠基人郭绍虞就很推崇这本书，他承认自己所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完全是受陈先生的启发，并说：“陈先生的学问很博，他在这方面开创了门径之后，又在其他方面建立了许多新的园地，似乎在这方面反而变得不大注意了。”（注：郭绍虞：《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载《书林》，1980年第1期。）

    然而朱自清则认为陈著并不怎么样，他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中说：“那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东西，说解也只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注：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说实话，这样的评价不仅抹煞了陈著筚路蓝缕、发凡起例之功，而且还有点与事实不符。陈著虽属首创，然并非“毫无新意”，如书中认为：

    后人率谓昌黎“文气”之说，本诸魏文。然观魏文言“徐有齐气”，“公有逸气。”又谓“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实指风格(Style)而言。至后世所谓“气盛言宜，”所谓“鼓气壮势，”则并指语势(Fmphasis)言之。自以语势为气，而后作者务曼衍其辞，壮盛其句，如飘风之旋，奔马之驰，长江大河之倾注，犷气乃流露于行间。（注：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93页。）

    这里将曹丕的“文气”理解为风格之气，将韩愈的“文气”理解为语势之气。应该说这种区分还是精当的。而陈著1927年初版，1929年三版，至1940年已出六版，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几位批评史研究专家，也都认为陈著具有开创之功，并承认他们从事批评史研究或受其影响。当然，若与郭绍虞的同名著作相比，那么陈著的不足又是显而易见的。椎轮之始，不可苛求。我们应该看到，“正是从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传统的诗文评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而批评史也才从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注：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到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终于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人的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基础，使之成为一门众所公认的独立学科。这当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十三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

    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草创时期，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早在二十年代，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一个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中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他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自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注：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这就使郭著在材料的掌握上大大超越了前人。他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自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1928年，作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气的辨析》一文，对古代文论中纷繁复杂的“文气”说进行辨析。通过逐一分析考订，作者认为各种文气说归纳起来不外两大端：

    一是所以致之之本，一是所以致之之法。前者是因气以论文，所以所说的只是种种方面与文气的关系；后者是因文以论气，所以所说的又是文气在文章中间的作用。我们再明晰些说：前者以批评理论为主，是从作品中看出作者才学气习的问题；而后者则以创作方面的方法为主，是说明文章如何才能不“吃”而贯的问题。（注：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这就是通过博考事实而得出的宏观裁断，其结论高层建瓴，发前修所未见。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自然显得治棼理丝，层层深入，得其大体，胜人一筹。

    在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思想背景方面分析文学理论问题。他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著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联系在一起的。体例方面，他在《自序》中说：

    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这种凌乱的现象，并不是自乱其例，亦不过为论述的方便，取其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而已。

    这种体例上的“凌乱”现象是由于书中在内容分析上全以思想背景的不同为依据所造成的。郭著的体例实际上主要是“以问题为纲”，因为这样编写容易旁及其他学科，并与思想史联系起来。如周秦部分述及孔孟墨庄荀诸子，注重从各派思想学术的特色入手；北宋文论一章时刻不忘与道学（理学）之瓜葛，开篇即论“统的观念”，且为道学家单列一节；明代以理学与心学之并峙交替为贯穿线索，论宋濂则引《宋元学案》以述其与朱子学说之渊源，叙陈献章薛之诗风诗论则先指明其学术上潜在的“师心”倾向；对清人袁枚的性灵说，又揭示其与颜（元）、李学派之因缘，等等。（注：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分期方面，郭著赖以划分批评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是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变都蕴涵着一定的思想背景。作者说：

    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这样的划分着眼于文学与学术的分合，强调了从文学的自觉到批评的自觉的发展历程，即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郭著在资料搜集上的优长和撰写方法上的革新奠定了它在批评史研究中的地位。尽管如此，郭著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中最明显的是郭著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将传统的诗文理论视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而把明清时期已经兴盛发达的小说、戏曲理论置于批评史研究的范围之外，这就使得郭著实际上成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史，从而大大地限制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本应包括的范围。就是在诗文理论方面，郭著也不是没有缺憾。我国古代不少诗词选本，往往附有评语，其中的序言、例言常提出一些重要的诗学主张，也是批评史研究所当重视的。如唐人选唐诗中殷的《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的《中兴闲气集》，清人沈德潜编选的《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多有序文或评语，足资钩稽。又如一些词的选本也有明显的倾向性，清初、朱彝尊选辑《词综》，论词以“清空”为宗。一时作家，相习成风；厉鹗继起，蔚为大国，世称浙派。清中叶，常州张惠言兄弟选辑《词选》，以“意内言外”为主。董毅选辑《续词选》，推衍这种理论，于是又开了常州一派。与董毅同时的周济又辑《宋四家词选》，在《序论》中他发挥“意内言外”的说法，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填词要有寄托，即“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主张。这些人选诗论词，自成一派，似可列一专章论之，惜作者未予重视。

    与郭著同年出版的批评史著作还有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汉魏南北朝），方著1934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作者自谓本书的写作“大致是以史的线索为径，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故本书虽不以“史”命名，却随处可见作者精彩的议论，这也就构成了本书史论并重的特点。“比方对于老杜的文学批评，注重别裁伪体；对于元遗山的文学批评，注重悲歌慷慨；及唐诗分初盛中晚的争辩，宋诗的崇拜与攻击，都是能搔着痒处，发人深省。”（注：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60页。）

    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内容只限于周秦汉魏南北朝。后来作者一面修改，一面续写，到1943年改由商务印书馆重排，分别题名：《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和《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四本书。1957年，经作者修订、合编，题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两册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册包括前两本，第二册包括后两本。1961年，作者去世后，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第三册（两宋文学批评史）。罗著之所以分册出版，是有作者独特的意图的。他说：“许多写书的同志大都计划着先由简略而后扩充到详赡，我最早却拟了一个相反的计划，打算‘由博返约’，先写逢说就录的资料较详的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然后再根据这些资料写一本简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纲要。”（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重印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遗憾的是，疾病过早地夺取了他的生命，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既没有写完出齐，简明本也就更谈不上了。尽管这是一部没有全部完成的批评史著作，但它仍不失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首先，这是一部充满史学意识的批评史著作。作者在长篇“绪言”里，不仅对“文学”与“文学批评”分别进行界说，而且还对“文学与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总结出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不仅对文学批评与时代意识、文学批评家、文学体类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文学批评随时代、人物、文体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强调史家的责任就是求“事实的历史”之真；不仅关注“材料的搜求”、“选叙的标准”，而且重视“解释的方法”、“编著的体例”。

    其次，强烈的史学意识使得罗著在材料的搜求与爬梳上见出优长。罗著论述的时期较郭著为短，但内容却较郭著为详。仅到两宋时期，就近六十万言，若明清部分完成，则不下八十万言。在材料的搜求甄别方面，举凡群经子史、文集笔记、总集诗集，乃至品藻之言，作者无不一一抽绎，殚精考索。所以，就连同样以材料的搜求整理见长的郭绍虞也称赞说：“雨亭（罗根泽字）之书，以材料丰富著称。”（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序》（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复次，强烈的史学意识还使得罗著在编撰体例上胜人一筹。罗著分为六篇，篇各分章，章又分节，条例分明，叙述详尽。这种效果与他自创的“综合体”分不开。传统的史书体例，大别有三：一、编年体――以年代为纲；二、纪传体――以人物为纲；三、纪事本末体――以事类为纲。但就批评史而言，这三种体例各有不足。所以不能拘于一种体例，而要兼揽众长，创立一种“综合体”。即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而遇有特殊的情形，这种综合体的体例，也不必拘泥。罗著就是按照这种科学、严密而又变通的“综合体”来分篇立章设节的，这就无怪乎其书在体例上给人严密周至、耳目清新的感觉。

    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由作者三十年代初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稿修改而成，本来1937年秋即已排印，由于抗战的爆发而耽搁下来。尽管如此，“这还是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我们读来有滋味的”。（注：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因为陈钟凡的批评史只有七万余字，严格地说来还算不上“史”，郭绍虞的批评史下册当时还没有出版，罗根泽的批评史则是一部没有全部完成的书，而方孝岳的著作又不以“史”名。这样一来，朱东润的讲义稿虽不是“详密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却也自有其特殊的贡献和地位。更重要的是，朱著之前虽然有好几部批评史著作出版问世，但朱著仍不失其独到之处，与其他批评史著作相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第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大部分以单个的批评家标目，所以“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没有指出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这是怎样的一个宗派”。作者认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注：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开明书店1944年版，第3页。）这是作者的独到之见，也是过人之见。作者根据这种见解选出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如南宋反对江西诗派的张戒、清代论诗重变创的叶燮、第一个有文学批评史的自觉的纪昀、创诗话新格的赵翼等。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五四以后的大学课堂里，文学史的讲授，是到唐宋为止；专书的研讨，看不到宋代以后的作品――并不是罕见的实例。鉴于这种情况，作者根据“远略近详”的原则，对于近代的批评家加以详尽的叙述。尤其是注意到明清以来小说戏曲理论在文学批评中应有的地位，如金圣叹和李渔在书中各占一章，而袁宏道一章也特别指出他推重小说戏曲的理论。这些都是作者的远见卓识。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带有比较浓厚的“批评”气息。作者在《自序》中提到当时就有人说：这本书虽然是“史”，但是还有些“文”的意味；也有人认为这本书是“文学批评之批评”。批评就是阐释，是对材料意义的重新建构。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或不仅仅是认识过去，而是以今日的眼光看过去。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的，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却是一代比一代更深刻、更全面。历史研究包括批评史研究之所以具有长远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将过去的历史事实赋予“新意义”、“新价值”，以供现代人参考。当然，史家赋予过去的历史以“新意义”、“新价值”，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史家的思想观点可以寄寓在史作中，但不能以主观代客观，甚至歪曲历史事实。

    朱自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诗文评地位的提高，导致批评史著作的相继问世，由此形成了批评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而这个高潮的出现又是与时代的需要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注：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从总体上看存在着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研究者大多能自觉地运用科学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本期批评史研究主要是借鉴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观念和方法，以分析性、逻辑性的语言来解读传统文学批评的术语、范畴，对其命题、理论内涵和结构体系作出新的解释，这就超越了传统的诗话、评点的研究模式，使本期批评史的研究具有了近代意识。第二、研究者一般都能自觉地强调史学意识。受传统史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会通”思想的影响，本期批评史研究一般都能从整体着眼，对中国古代批评史作“原始要终”的考察，即把研究的对象放到历史发展的总体中进行全面的分析，从中寻出众多材料背后所蕴涵的规律。这不仅是一种治学方法，也体现了批评史研究者的视野、胸怀和理论深度。第三、研究者的批评史著作中基本渗透了时代精神。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研究者时常运用新的文学观念，以现代意识为参照对传统诗文评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如陈钟凡运用现代意识对批评的意义和派别的解释，郭绍虞对真善美三分法以及纯文学和杂文学二分法的运用，罗根泽认为“文学作品在表达情感”而“哲学论文在表达思想”的观点，朱东润所谓盛唐以后诗论大都可分为“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二派的提法等等，都是有时代气息的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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