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著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著《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论文集>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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