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文学研究的繁荣期(1980~1998)

    改革开放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诸多有利条件,譬如: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宽松,使研究者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得以充分发挥其才能和积极性;思潮的被遏制和清算,使马克思主义得以恢复,使学术研究回到了正常轨道;国门的开放,使研究者视野大开,得以借鉴国外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等等。近代文学研究在这样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之下,终于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新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基础建设从无到有,学术活动有声有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前60年的近代文学研究都是无组织、无计划的自发行为,既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和学术活动,也没有形成固定的专业研究队伍,除了阿英等个别学者外,都只是把近代文学研究当作副业或出于一时兴趣罢了。这显然也是未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本时期在基础建设方面有很大的改观。早在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就率先设立了近代文学研究组(后改研究室)。此后不久,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改上海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河南师范学院(后改河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后改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分别设立近代文学研究室或教研室。其他高等院校和各省社会科学院虽然没有设立近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专门机构,也都配备了专职教师和专业研究人员。此外,在全国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的热潮中,全国及山东、广东的近代文学学会,全国及广东、云南、江苏、上海的南社研究会,也都陆续成立。这些机构和团体在近代文学研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吸收和团结了一批优秀人才,为近代文学研究队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参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如每两年一届的全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讨论会,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分期讨论会,以及龚自珍、黄遵宪、吴梅、苏曼殊等人的专题讨论会,为提高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作出了贡献;创办了几种不定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专刊,如《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近代文学史料》、《中国近代文学评林》、《晚清民国文学研究集刊》等,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发表园地;培养了一批近代文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其中的不少人都成了骨干。这一切的结果之一,就是促进近代文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由20世纪80年代的数十人,发展到200多人。正是这一支研究队伍开创了本期近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局面,贡献了丰硕成果

    其二,研究全面开花,成果空前丰盛。

    本时期虽然只有19年,然而近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却在所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60年。一一开列太占篇幅,仅能概述如下:

    1.单篇研究文章达7000篇以上,将近前60年的两倍。

    2.近代文学史著作有12种:陈则光著《中国近代文学史》(全书3卷,仅出上卷)[18],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19],管林和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2卷)[20],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3卷)[21],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近代卷(即第5卷)[22],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23],欧阳健著《晚清小说史》[24],谢飘云著《中国近代散文史》[25],钟贤培和汪松涛主编《广东近代文学史》[26],叶易著《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27],黄保真著《中国文学理论史》第5卷[28],黄霖著《近代文学批评史》[29]。此外,敏泽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30]等也都列有近代专编。其中既有近代文学断代史和分体史,又有近代文学批评史和地方史;既有集体合作,也有个人独著,而且个人之作多于集体之作,这说明已经产生了一批近代文学研究的通才。

    3.研究专著的数量更多,除了作家年谱、评传等微观研究不计外,仅宏观性研究的专著即有3多种,包括近代文学总体研究、文论研究、文体研究、流派研究、社团研究、史事钩沉等。其中比较重要的如中山大学中文系主编《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31]!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室集体著《中国近代文学百题》[32]、钱仲联著《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33]、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新探》[34]、关爱和著《从古典走向现代》[35]和《悲壮的沉落》[36]、叶易著《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37]、颜廷亮著《晚清小说理论》[38]、陈平原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39]、方正耀著《晚清小说研究》[40]、李继凯和史志谨著《中国近代诗歌史论》[41]、魏际昌著《桐城古文学派小史》[42]、周中明著《桐城派研究》[43]、范伯群著《礼拜六的蝴蝶梦》[44]、郑逸梅著《南社丛谈》[45]、杨天石和王学庄著《南社史长编》[46]、郑方泽著《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47]等。这些专著多为个人独立完成,说明可以独当一面的近代文学研究专家为数更多。

    4.资料建设的成果尤为突出,不仅数量繁多,而且门类完备。在作家作品方面,既出版了几套分类总集和综合性丛书,又出版了一批作家选集和全集,至于各种单行本更是难以统计,可以说凡是近代的主要作品均已重新出版。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48]和《中国近代小说大系》[49]。前者30卷,约计2000万字,分为文学理论、小说、散文、诗词、戏剧、笔记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书信日记、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文学、史料索引等12集,是一套集近代各类文学作品及研究资料的大型丛书;后者80卷,近4000万字,收近代小说达405种(长中篇和短篇约各占一半),囊括了近代所有较重要的小说作品,并附有《中国近代小说目录》,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套近代小说总集。在研究资料方面,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流派研究资料、社团研究资料、综合性研究资料、各类目录索引都有结集，其中最重要的有3种:一是日本学者樽本照雄辑《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著录清末民初著译小说达2500种以上,等于阿英《晚清小说目》的2.5倍,而且对作者译者、回数卷、版本情况等作了考订著录,如《老残游记》的版本有157种,足见其完备程度;二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室编7卷本《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50],收录了1919~1979年间近代文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并附有比较完备的索引,已经在近10多年的近代文学研究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三是裴效维、张颐青辑《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篇目索引》,著录了1840~1990年间近代文学研究的单篇文章目10200条,每条多注明多种出处,涵盖近代作家836人,并多附有生卒年,是一份时间跨度最长、收目最全、使用最为方便的索引。

    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不仅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表现出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研究范围有较大拓展。由于政治的松绑和思潮的失灵,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上有了充分的自由,从而使研究范围得以拓展。以作家研究为例,本时期前11年(1980~1990)涵盖的近代作家为511家,超过了前60年的涵盖面;而且前60年(特别是第一个时期的30年)论及的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根本上不了档次,而本时期论述的作家却都是经过筛选的,都有一定的成就，尤为突出的是,画地为牢的禁区已被突破,甚至成为研究的“热点”。比如鸳鸯蝴蝶派,前一个时期几乎是个空白,即使文学史和一两篇文章有所论述,也都一概抹煞;而本时期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鸳蝴派研究热潮,研究文章有数十篇,研究专著有3种(除上述范伯群著《礼拜六的蝴蝶梦》外,还有魏绍昌著《我看鸳鸯蝴蝶派》[51]、刘扬体著《“鸳鸯蝴蝶派”新论》[52]),研究资料有2种(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53]),重版的作品更是难以统计,就连近代文学史著作也多列有专章或专节,而且论述实事求是,评价力求公允,为其揩净了被泼的脏水。其他如桐城派、宋诗派、同光体等旧的文学流派,曾国藩、李鸿章等曾被视为“反动”的人物,也都成为研究重点。比如研究桐城派的专著就有4种,即上述魏际昌著《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周中明著《桐城派研究》以及王镇远著，《桐城派》[54]、王献永著《桐城文派》6[55]。此外,研究者还把视线投向了一向被忽略的薄弱环节乃至空白所在。譬如:对于近代戏剧,不仅专论文章有所增加,而且产生了2种专著,即苏移著《京剧二百年概观》[56]、康保成著《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57];对于少数民族文学,除了单篇文章有所论述外,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对12个少数民族的近30位作家予以论述,较好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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