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训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文顾名思义，意在探究这种现象背后世道人心的微妙变化，而非对于丹所讲具体“心得”有所褒贬抑扬，切勿以“炒作”之文视之。
    一
    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论语》和《庄子》读后的“心得”，一时走红，成了一颗十分耀眼的明星，备受关注，既得到吹捧，也遭到物议，端的是人心不同，正如其面，也是各有“心得”。在非议者当中，有的颇带情绪，指出她的“硬伤”，指责她的“谬误”，说她对经典“一知半解”，甚至“曲解”。有人乃至幽默地在背心上写着“庄子很生气，孔子很着急”，和于丹开了个大玩笑。
    这些好心的观众和读者，似乎是在为古人打抱“不平”，在为经典申明“正义”，其实大可不必。要知道，庄子对于古人的编派，绝不亚于于丹，生什么气；孔子对于经典的曲解，也决不亚于于丹，着什么急！庄子的寓言，经常编造古人的言行来讽喻世道人心；孔子的说教，也经常歪曲经典的词句来宣扬伦理政治。举例说，《卫风・硕人》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论语》此后还有逸诗句子)，这样描写美女相貌的诗句，子夏瞎扯到“礼”上，孔子却大加赞赏，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鲁颂・》写马群之大马匹之多曰“思无邪”，意思说:唉呀，真是无边无际啊！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借用古诗的句子来评诗，全然不顾原诗的读音和意思，在这里，“思”由虚词变成实词，表示思想观念；“邪”字音“圉”，也改成了“斜”音，字义与“正”对举，以符合春秋时期的“正邪”观念。这是名副其实的“断章取义”。连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孔子读诗至此，而有合于其心焉，是以取之，盖断章云尔。”孔老夫子自己如此曲解经典，还能对于丹说什么呢！如果说于丹对“小人”的解释，不与“君子”对举，而说成是小孩子，是对原意的歪曲，那也是因为“有合于其心焉”，况且就当代性而言，释“小人”为“小孩”，是可以的，小孩阅读的连环画不就叫“小人书”吗？私意以为于丹的本意是借题发挥，像冰心老人那样特别关注妇女和小孩的命运。时代不同了，即便有所唐突，孔老夫子也不必着急，我们可爱的观众和读者更不必替孔老夫子着急。
        尊重历史，尊重学术，固然是我们文化人所应坚持的严肃态度，但千万不要太学究化了，不要过分地追求所谓“历史的真实”。有不少文章和著作对于丹的“硬伤”进行挑剔，对于丹的“曲解”加以指责，这似乎过于较真儿了。任何对于历史的研究，对于经典的诠释，总是历史视野交织着当代视野，也就是说对于历史和经典的解读，往往被不同程度地当代化了。一部《诗经》，自西周流传至今，长达三千年之久，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的解释，其间经由文学经学化，再由经学文学化，构成了一部《诗经》学史。这部学术史，也可以说是经典的曲解史，或者说是经学的演进史。学术如果只有材料而没有观点，或者说只有考据而没有义理，是不成其为学术的，所以不要把对于丹的“纠谬”看得太重了。何况，于丹并非“学术超女”，亦非“国学超女”，她自己说:“要把《论语》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学术内容。”因为她不是从学术的角度研究《论语》，而是在说书，所以岂止像陆九渊说的“六经皆我注脚”，直是借经书话语说开去，拿古今故事来阐明处世之道，更像佛教徒的讲经，不是“史话”，而是“经话”。如果文化界要划圈，于丹讲《论语》心得，不属于学术圈，而属于演艺圈，既是说书，在“考据”问题上，更没有必要叫板。有谁去考证隋唐讲经讲史留下来的敦煌变文有哪些不符合“历史真实”而加以纠谬呢？
    二
    于丹讲儒道经典的“心得”，很受欢迎，乃至超过其他“说话人”的“讲史”，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有人以为是影视界的刻意“炒作”，所以如此“火爆”，恐怕也不尽然。《红楼梦》炒作得够可以的，然而怎么也比不上于丹的“心灵鸡汤”那样“热火朝天”。所以然者何？社会心态失衡使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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