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先生轶事

■ 吴进仁 口述 张昌山 张志军等 撰文

往来琐记

刘文典和陈寅恪。要说叔雅先生佩服的人，肯定是陈寅恪了，他也是先生交往比较多的人。叔雅先生曾说，当代他最佩服的人只有陈寅恪一个。有些报纸上说刘先生曾讲过“陈寅恪拿400块，我只能拿40块，沈从文只能拿4块”这样的话，我不晓得这个事情。我只记得他跟我说起陈寅恪的时候，将陈寅恪比作大拇指，而以小指头自比，可见先生对陈寅恪的佩服。

叔雅先生是1929年从北京大学转入清华大学的。到清华后不久，由于朱自清休假去美国，就安排叔雅先生代理中文系系主任一职。用先生自己的话讲就是：“他们让我当个小官。”也是当这个小官，让先生做了一件终生得意的事情，就是请陈寅恪先生到中文系教书。当时陈寅恪先生在历史系教课，有次考试，先生就请陈寅恪先生代为出题，陈先生出了个题目就是《梦游清华园记》，还有两个对子，其中一个就是传为佳话的“孙行者”了。此后，他就请陈寅恪先生到中文系兼课，叔雅先生对此很是得意，在开会的时候就说：“你们没有本事把陈寅恪请来，只有我有这个本事。他给我的面子才来给学生教元白刘诗研究。”能把陈寅恪请到中文系教书，被先生看作平生快事。

后来，陈寅恪先生在清华致力于佛经翻译并给学生开《佛经翻译》等相关课程。刘先生也曾想做这方面研究，还曾到北京香山碧云寺翻阅佛经。刘先生通晓英、德、日等语言，但是他的梵文不是很好，就没有搞成。陈寅恪先生不仅国学学问如渊似海，而且通晓英、日、法、德等西方语言，还通晓满、藏、、西夏、梵文等语言，尤为精通梵文和巴利文。所以先生对陈寅恪是佩服得很，说他不仅懂得中国道理而且他的外文尤其好。他也跟我说一个人起码要会两门外语。

刘先生的《庄子补正》一书完成之后，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先生为此书作序，并将年迈生病的老父亲请出来为此书题写书名。不久，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陈三立老先生愤而去世，“庄子补正”这几个字也是陈三立的绝笔。

刘文典和冯友兰。我第一次见冯友兰先生是在叔雅先生的寓所。因为冯友兰先生跟叔雅先生的关系很不错，对先生的文章也很推崇，所以冯先生就请叔雅先生为他的母亲写墓志铭。我看过这篇文章。当时作这篇文章很费心思，有时候一天只写一两句。有一天，冯友兰和冯景兰兄弟二人来了，还提了一些东西作为谢礼，是在孙家，我在场，叔雅先生的六弟天达师叔也在。那天，天达穿的是西服，但是上身只穿了一件背心，先生就让他把上衣穿起来，说这样很不礼貌。冯友兰和冯景兰很感激叔雅先生为母亲写墓志铭。冯友兰说，现在文学就是叔雅了，先生很高兴，两个人谈得也很投机。叔雅先生是搞《庄子》校勘的，冯先生也搞《庄子》研究，但是两人研究的角度不一样，叔雅先生搞校勘研究，哪个字错了都有很多道理，冯先生是从哲学的角度作研究。我记得二人谈庄子的一些问题，叔雅先生说：“‘昔者庄周梦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中“自喻适志与”这5个字隔断文义，仔细阅读语意，应该是后人考证《庄子》时插入正文中的。又说“庖丁解牛中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全”字应为“生”字的误写。叔雅先生举了很多证据，冯先生很是折服。如今，台湾陈鼓应教授所著《庄子今注今释》也证明先生的考据是有道理的。

刘文典和陶光。陶光在清华时就是先生的弟子，曾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后又辗转来到云大。我跟陶光先生不是很熟悉，在我印象中，陶光的字写得不错。云大出版的石印本《庄子补正》就是他题的书名。先生还曾让他给平章写了几个字，我记得是《诗经》中的两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就写在冯友兰先生送的那个本子上。陶光的诗作得可以，词曲也不错，能唱昆曲，会吹笛子。陶光爱看戏，经常邀约叔雅先生一起看滇戏。但是先生不许我去看，他说：“他是学生，不要拉他去看戏。”他认为学生应该做些正经事情，看戏之类的事情不要做。后来，陶光喜欢上了滇戏演员耐梅(张竹音)，但是陶光的叔叔不同意。不久他们就结婚了，是在昆明商务酒店办的婚礼，我陪刘先生去参加。结婚后，他在云大呆不下去了，就到了昆明师院。先生很惋惜地说：“我没办法，你跑到师院去了，我没有理说了，我不说了。”

陶光先生去了师院，但没住在师院，而是住在翠湖旁边杨希闵的房子里。杨希闵曾是滇军将领，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拆掉了，有个四合院，陶光住在一楼，生活过得很拮据。听到耐梅讲：“原来教授这么穷啊！”所以耐梅就卖行头补贴家用，从这点看，耐梅还是重情之人。

陶光是先生的得意门生。先生为什么喜欢陶光呢？我认为有两点吧。其一，陶光跟成章(刘成章，先生长子，1931年因参与反日患病早亡)是同年的，看到陶光就会想到成章。因为先生对成章寄予厚望，对他要求很严格。罗师母(罗庸夫人)跟我说过：“他对成章很严厉，连新衣服都不给他穿。对平章就没有这样，成章死了后他想通了。”成章的去世给先生的打击很大，可能是爱屋及乌吧，对陶光要求也很严。其二，陶光先生的词曲很好，好像是跟俞平伯学习过，他喜欢滇戏，先生也喜欢看戏，他们就经常一起去看戏。

陶光曾跟随先生搞校勘，但是陶光的小学功夫不太深。记得陶光先生校勘《列子》，就讲这个说、那个说。先生批评过他，我听到的。先生说：“校勘就是校勘，不要东拉西扯的，拿证据出来。”先生还说：“才子是才子，学者是学者”，学者就要拿证据，就像法官办案要凭证据，把证据摆得齐齐的，别人不承认也不行。

刘文典和沈从文。我也曾看到一些诸如“跑警报”“评教授”这样的文章，说刘先生对沈从文先生如何如何，很是不堪。说起先生和沈从文的纠葛，不仅是今天传得沸沸扬扬，其实早在我上学的时候，先生就跟我说过这事，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种传闻出现呢？我不知道这些传闻的真实性如何。关于先生和沈从文，我记得先生跟我说过一件事。那时，我经常到先生家里请教学问，他也会跟我说一些日常琐事。他曾跟我说，他请沈从文夫妇吃过一次饭，并说沈从文的夫人和师母有点关系。沈从文的夫人叫张兆和，而刘师母叫张秋华，又同是安徽合肥人，又同是姓张，好像在辈分上有些关系。当时一些像叔雅先生这样搞国学研究的教授，将古籍、考据和国学视为学术生命，对新文学和作家并不是很接受。我认为以先生的为人，他虽对新文学不是很感兴趣，但我想他不至于对一个晚辈会那样苛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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