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纪霖

【本文摘自】《史学月刊》(开封)2004年07期第5～14页

【作者简介】许纪霖(1957-)，男，浙江绍兴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研究。（上海　200062）

【编 者 按】刚刚成为“过去完成时”的20世纪中国的匆匆百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上却是遭遇前所未有变故、挑战和机遇的漫长而又艰辛的百年，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中曲折而又奋进的百年。对这百年历史给以科学、理性、宏观、深邃的历史透视，总结其智慧、经验、教训和启示，是当代学人的职责和使命。为此，我们拟专设几期（不定期）“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栏目。此次约请和组织刊发的张晋藩教授、郭德宏教授、许纪霖教授和郭世佑教授四位专家的四篇以学术敏锐和理论创新为特色的高论，为本栏目第二期。通过几期这一笔谈形式的探讨和讨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百年历史，有助于推动中国现当代史研究的深入和活跃，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这次约请的，除历史学界的专家外，还有法学界的专家参加，这样，可以有助于拓宽和深化对此百年历史探讨和认知的范围和程度。在此，我们竭诚欢迎和邀请精治此百年历史的学术各界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这个园地以热心关怀和鼎力支持，并欢迎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0世纪对于传统中国可谓一个转型的时代，即从传统的中华帝国转向与全球化密切相关联的现代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而自足的文化体系转向开放的拥抱西方文明的文化范型。从我个人研究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领域来考量，以前学界讨论和关注较多的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转型。在这种研究模式的背后有一个基本的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预设：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二分的，前者代表传统的价值系统，而后者代表现代的文化价值，从而一个文化的空间并置的关系被转换成了一种线性的时间叙述。换言之，中国文化的转型就意味着如何克服古老文化的惰性与弊病，融入世界性的欧美现代文明的浪潮之中。这样一种文化转型的思考当然顺应了历史的趋势，但是这样一种研究模式显然是把20世纪中国思想的复杂性大大地简化了。
为什么说这样一种思路是简化了思想史呢？美国已故著名中国学研究权威史华慈教授在其 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认为，在对待西方与任何一个确定的非西方社会及文化的冲突问题上，我们必须同时尽可能深刻地把握双方的特征。我们所涉及的并非是一个已知的和一个未知的变量，而是两个庞大的、变动不居的、疑窦丛生的人类实践区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不是一个自明的系统。两种文化都有着自身的复杂传统，不能被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客体进行处理。因为这两种传统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轴心文明的产物，都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内在冲突的思想脉络。
从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学者，一直到20世纪末的八十年代重新进行启蒙的思想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重新解释中国的思想传统和西方的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过程。他们认为在向现代文明过渡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不仅存在对立和冲突，而且也是相互纠缠和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关系。它们不是泾渭分明、迥然有别的关系。换言之，中国文化传统同样地参与到了现代性的理解和建构中，而现代性的思想又往往通过传统方式表达和显现。质言之，中国的现代性只能是被中国思想传统重新理解的中国式的现代性，而不可能是对西方现代性的简单模仿和移植。
如果这样一种假设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就必须换一种视角来考察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过去认为现代性的建立就是从中国的黄色文明转向西方的蓝色文明的线性历史观受到了颠覆和批判，中国只能代表传统，而西方才表征现代的单线历史观和时间观也遭遇到学界的广泛挑战。如果说现代性是多元的的话，那么过去那种简单地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理解为单向度发展的时间叙述就是一个必须重新被讨论的假设。五四时期，梁漱溟在《中西文化哲学及其比较》中睿智地指出，中国与西方文明有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关系。如果这样一个前提能够得以成立的话，我们在从事思想史研究时就能够突破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分法的窠臼，而从一个更深刻的层面把握其发展线索和脉络，深入到两种文明的内部核心，从它们的相互纠缠和牵扯的关系网络，来考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是如何想像和建构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在其内部又是怎样形成不同的分化和交叉，从而疏理出近代不同的思想传统与中国内部的文化传统、西方的思想传统有着怎样的脉络关系。对已经告别20世纪、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学界来说，上述问题的研究成了现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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