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洁

【本文摘自】《史林》(沪)2007年2期第44～63页

【作者简介】沈洁，助理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内容提要】本文以1934年发生在苏州城内的一场大规模祈雨仪式为例，分析在此过程中民间信仰、现代政府以及地方各势力群体的互动，并勾勒出变迁时代社区传统如何延续与重构的过程。“反迷信”是作为态度、作为旗帜、作为规训与惩罚的理由和手段，以不同形式在一个社区 故事里先后出场并且互为利用。而在此过程中，民众则依照自身的行为逻辑与实际需求投入并实践其信仰。每一种力量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历史，国家政治的仪式化运作，民众的日常生活，社区的历 史记忆与现行的权力网络，这多重叠合的信仰空间呈现了一段复杂的社区故事。
【关 键 词】1934年/求雨/多重叠合的信仰空间/社区历史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2—0044—20
祈雨是农业文明时代相当典型的仪式实践。中国人将风调雨顺、物阜年丰的人间理想寄托于无数掌管雨水、旱情的神灵，久而久之，天旱求雨和膜拜神灵的行为，逐渐演化成为固定的求雨仪式。从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国家化仪式象征，到民众世界日常的期许与崇祀，祈雨仪式连接着政治文化与习俗文化，构成了王朝体制和寻常百姓一致享用的信仰形态。对求雨传统的认识有助于为我们即将进入的那一个历史现场提供某些必要的认知前提。
本文以一个求雨故事——在传统与现代宏大历史转型中，一次波澜壮阔的社区仪式盛典——勾勒出变迁时代社区传统的延续与重构。在弥漫于世的反迷信氛围中，祈祀神灵日益被视为陈旧落后的生活方式而遭到现代国家的批判与追剿。然而当启蒙理想以及文明社会并不能如约兑现许诺，被改造者如何从他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中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几乎没有哪一个统治集团可以真正、完全抛掉传统去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反迷信”是一个现代化政府的既定国策，而将现代规划实践于社区政治的具体过程则异常复杂。国家政治的仪式化运作、民众的日常生活、社区的历史记忆与现行的权力网络，这多重叠合的信仰空间展演了一段复杂的社区记忆。发生在1934年的这一个“求雨故事”，正是以这些不同的历史主体及其介入历史的不同方式证实了时代的变迁，也为我们在现实的历史与想象的历史(传统)之间建立起印证或者反驳。
一　仪式盛典：多神的社区信仰空间①
1934年，自6月入夏以来直到8月盛夏，在长达三个月的暑热天气中，苏州地区长、元、吴三县连日艳阳高照，滴雨不下。温润明丽的江南水乡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旱。6月28日，目睹灾旱将至，农民深受苦况，由绅士李印泉发起，邀集城中善男数十人，携举旗帜、锣鼓等仪仗分乘大画舫两艘，赴光福迎接光福寺中的铜观音入苏祈雨。第二日清晨7时，相伴彩旗锣鼓，光福寺的铜观音在仪仗的簇拥下，沿水路浩浩荡荡行至苏州城。铜观音入城，这是此后近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苏州城那一场求雨盛事中一个极为简陋的开始，也揭幕了本文所要描绘的，一场社会戏剧如何在高悬其上的反迷信氛围中铺张堂皇地上演、彼此周旋，以及悄然收梢的。
1. 铜观音入城
6月29日上午11时许，烈日依然笼罩着苏州城，来自于近乡光福寺的铜观音终于在苏州人满含期盼的焦虑中盛妆入城了。铜观音外包金叶，身披绣花缎袍，被安置在一个玻璃匣龛中，由乡人抬之而行，仪仗队的前方有行牌和旗伞引路，沿途不断有热心居民尾随其后。远道而来的铜观音接受了一路上隆重虔诚的欢迎仪式，被安置在了三六湾的宝莲寺内。当日下午，苏州人为欢迎铜观音的到来，举行了自6月以来的第一场求雨赛会。队伍由齐门入城，经垮塘桥、北街而折至中市及阊门马路，绕行一周。于第二日再次举行，并且仪仗比前一日又增加了不少。除了这一两天的小规模求雨，苏州人对铜观音寄予厚望的更常见表达方式为树立旗杆，于其上系长飘带或者黑色七星旗，以此昭告上天，寄托祈雨的愿望，这种系旗的高杆在城乡各处都可见到。
人们投身于仪式，并对神明的力量抱之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其实是一种愿望的表达。在此过程中，动机与情绪以及关于存在秩序的一般观念是相互满足和补充的。对雨水的渴望，究竟只是令无能为力的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揪心的大事件，还是同样能够引发城中各界的关注和参与？这场祈雨戏剧的开幕，及至盛演、狂迷，谁在其中参与、组织，谁是彻头彻尾的观看者，谁又从旁观转向关注、进而径直走上舞台？据苏州城中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官方报纸《吴县日报》的报导，作为这一场求雨戏剧最初的旁观者和记录者，《吴县日报》的记者评论说，如此求雨，事固属迷信，然而农民渴望大雨的苦况，于此亦可见，“若辈此举，固愚不可及，其心殊亦苦已。”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俯视者的口吻：将希望寄托于铜塑木雕的偶像，这自然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行为；然而大旱望云霓，在没有找到其他有效途径的情况下，农民依靠这种“愚昧的虔诚”缓解压力、表达苦楚，这仍然是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因同情所以值得谅解。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民国政府在此之前已有明令禁止各类迎神赛会，但当时的苏州地方政府以及城中有关权威人士并没有在求雨仪式的一开始就贸然采取严厉禁止的态度。在社区场景，以地方政府作为表征的“国家”在这一场求雨戏剧开始的地方，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存在。在场而不出场的姿态，本身就意蕴丰富，这表明“现代”的持有者在置身于实践场合时的一种暧昧不明。民众、与地方政府，在这出求雨戏剧刚刚开幕的时候，我们已经大略可以看到他们各自的角色定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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