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着服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古今中外，不同时代、地域、民族的人，衣着服饰有着许多不同之处。由此构成了衣着服饰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陕北是黄河流域很有代表性的一片土地，这里人们的服饰及其演变过程极富特征。

     绥德、米脂等地出土的一批东汉墓葬画像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图像资料。秦汉时代，陕北一带经济有较大的发展。那时，达官贵人的衣着显然以丝绸为主，宽袍大袖高冠；农夫着长裤短袍，头顶平冠或葛巾；狩猎者着紧身衣裤；舞女则长舒衣袖，软裙飘逸。宋元之前，众多民族杂居，汉与匈奴、羯、氐、羌、党项、回纥等民族先后共同生息。在喜猎牧骑射的部族中，皮毛以及毛织品的使用比较常见。棉花在我国的引进栽培和兴起，大致是在元代之后，且先见于南方。因此，明代之前，陕北人不会有棉布衣着，一般用麻、绸、皮、毛制装。至于款式花样，我们只能从传统戏剧、古典小说、文史资料中大致领略了。

     到了清代，陕北人的衣料以棉布、丝绸为主，服饰受满族影响较大。官场中是统一例制的针绣蟒袍、顶戴花翎和青衣短袍，足登官靴或吏鞋，以职品身份区别。豪门贵妇穿旗袍者较多，绅士商人多穿长袍马褂，戴瓜壳帽，农民贩夫着长裤短衫。

     近现代，陕北人的衣着服饰注重简朴、实用、大方。县城受外地影响较大，流行服饰很容易传入。出外做官、经商、读书的人把别处的时髦着装带回来，自然会影响绥德、米脂、榆林、府谷、神木等县城中上层人士。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米脂女校学生着校服，一律白衫黑裙线袜黑鞋，连当时来陕北采访的上海《大公报》记者也感慨米脂的服饰开化，广大农村则长期保留传统服饰。很长一个时期，陕北老百姓的典型着装是家做衣裤。农家用自织自染（或送染房漂染）的黑、蓝、灰褐色的土布（也叫老布或粗布）做衣料，城镇居民用土布或机制布制衣。男人上衣，不论单衫、夹衣、棉袄，一律低领对襟式，方言叫“对门门”，纽扣是布条挽制的“核桃疙瘩”；女人上衣则是低领偏襟式，俗称长襟襟，纽扣也是“核桃疙瘩”。男女裤皆为大裆裤，白布为腰，相当宽大，前不开口，穿时折叠系布带或线织裤带，这种服装通用于男女老幼。后来女孩子开始自己缝衣服，用红布缝成夹层菱形的“红肚兜”，手巧的还在上面绣花，用它挂在身前护腹，代替衬衣，避免腹部受凉，这也是男女老幼通用的。现在，红肚兜只偶尔见于儿童们在舞台上表演用。陕北冬季长，人们有５个多月穿棉袄。小娃儿胸前系帔帔，防口水或食物弄脏棉袄，便于洗换；臀部系棉布“屁帘”，可为穿开裆裤的幼儿遮寒挡潮；农民用山羊皮或绵羊皮缝制老皮袄，虽不漂亮，但很暖和！

       陕北农民从前很少戴帽，通常用一块粗白布或白毛巾包头朝前扎，以巾代帽，称做拢手巾，夏遮晒冬御寒，又可擦汗、洗脸，一举三得。民歌中唱的“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拢头怪好看……”正是指此。

      陕北人穿的千层底布鞋，美观大方舒适耐用。做鞋是婆姨们的巧拙标志之一。过去女娃娃一长大就要向母亲学做鞋。巧媳妇将平日积攒下的布片，打浆糊在案板上粘成厚片，晒干揭下，叫袼褙。拿事先备好的鞋底、鞋帮纸样照着剪，鞋底袼褙三五层，用白布沿边，上下层蒙白布，摞起来用麻绳密密地纳成鞋底。鞋帮一层袼褙，用黑春服呢、卡叽或条绒布蒙面扎边。然后将帮、底绱合。一双新布鞋，不论方口、圆口或女式长带鞋，都是白底黑帮。过去姑娘要给未婚夫送一双自己亲手做的千层底布鞋，一则盼他心诚意浓，二则显露一下心灵手巧，俗语称送“稳跟鞋”。鞋底袼褙不用白布沿边，叫“毛底鞋”；鞋帮若用蚕丝线密密纳过，叫“实遍纳鞋”。这两种鞋虽不及千层底鞋美观，却更结实耐穿。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干部职工多穿灰色或蓝色中山装，这种八路军穿过的四兜“制服”是公安人的标志，当年很让百姓羡慕。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土布渐渐退出生活舞台，而机织布、斜纹布、卡叽布、条绒布充满市场，花色品种数不胜数。男青年兴穿不同布料缝制的中山服、工人服、学生服、军便服；姑娘们喜爱圆领服、大翻领。

      随着改革开放，人们思想获得极大解放，衣着服饰上更是紧随潮流、异彩纷呈。服饰的变化缩小了陕北人与外地人的着装差别，原来具有陕北特征的“对门门”、“长襟襟”袄、羊肚子手巾、千层底布鞋、老羊皮袄等越来越少见了。传统服饰渐渐淡化，有的正在消失……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服饰只会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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