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目繁多的清初钱币

・罗俊扬・

明万历年间，居住在松花江、黑龙江一带的女真族已较为强盛，曾从戎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门下，做过小官的女真人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称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定都赫图阿拉，纪元天命，铸满文“天命汗钱”。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战死，皇太极继位，迁都沈阳，改沈阳为盛京，明年（1627）改元天聪，铸满文“天聪通宝”钱。天聪十年，立国号大清，改建州为满州，建元崇德。建国后，皇太极下令朝廷凡事俱照大明会典，设六部、行科举。崇德三年（1638）冬，皇太极命多尔衮领兵进关犯明，连陷山东、河北70余城，掳得大批人口、牲畜，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投降清军。崇德八年秋，皇太极病死，六岁的福临继位，多尔衮摄政。

在女真入侵时期，明朝廷耗费资财调兵遣将才将清兵逐出关外，随后派总兵吴三桂把守山海关，以防女真再次入侵。明朝廷为筹集，大肆向农民增派粮饷，农民被迫逃亡，饥民揭竿而起，全国各地纷纷发生武装起义。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在湖北谷城起兵，克泸州、襄阳，崇祯十七年五月据武昌，设官置属，称大西王，十月弃武昌，趋湖南，克岳州、下长沙，杀推官蔡道宪；攻衡州、占永州，杀巡按刘熙祚；进常德，杀同知朱国治，在武陵把杨嗣昌霸占的田土“查还小民”。张献忠很快占领了湖南15州中的13州，发檄文宣布“所在州县，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建国号大顺，建元永昌，开铸永昌通宝钱。三月十八日农民军进占北京外城，十九日晨，明帝朱由检闻城陷，鸣钟集百官，无人至，遂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曰：“联死，无面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然后，自缢于寿皇亭，明亡。

农民军于永昌元年三月十九日攻占北京，对在京各官实行严刑拷掠，至灼肉折胫，“追赃助饷”，共得银7000万两。农民军对工匠人等却较为宽大，据《平寇志》卷六说：李自成对“有技者皆不杀”，“银匠则入银匠队”。据《燕都日记》所录：四月“初二日颁谕铸永昌钱，初四日铸永昌钱，薄小，更令铸之。”又据《甲申传信录》卷六《清钱轵》记：“初八日，铸永昌钱及当二钱。典钱局者系兵部侍郎刘裕子也。”由于有明户部铸钱的技术、设备及材料，随即铸出“永昌通宝”钱，因“二水永”多出于北京，传该钱为户部官炉所铸。

农民军将领打开京城之后，沉醉于胜利，贪婪于财色，李自成在派兵不动的情况下，亲自率兵6万出征山海关。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闻农民军来攻，驰书满州，请清合兵灭义军。从而，多尔衮领14万清兵同三桂一道合攻农民军。四月廿三日，自成军失败，返回关中，廿九日（1944年6月3日），李自成于北京匆忙登基，做了大顺皇帝。次日，大顺军被迫撤出北京。五月初一日，清军进占北京，九月，福临从沈阳迁来北京城，改元顺治。大清对汉人采取抚剿并用之策，下令“凡明朝官员，俱照旧录用”。因此，原明代在京钱局，重操旧业，按明制开铸“顺治通宝”重一钱的光背钱。

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十五日，明凤阳总督马士英、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拥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明年号弘光，铸“弘光通宝”钱。新朝建立之后，福王派出和谈使臣赴北京，携黄金千两、白银十万两，并以割地、岁纳白银十万两等为条件，乞清合攻农民军，不要清军南下。多尔衮却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拒绝福王要求。

顺治元年十月，清廷由英亲王阿济格领兵，用吴三桂为先锋进攻大顺军，转战陕西。永昌二年三月，大顺军转移湖北，退至武昌。《绥寇纪略》卷九说：李自成“居武昌五十余日……运铜炭铸钱”，铸造“永昌通宝”钱，但此说很难确信。

崇祯十七年（1644）十一月，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设五府六部官员，分兵120营，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开铸“大顺通宝”钱。据杉遵泗《蜀碧》卷二所记：甲申（1644）“是时，贼设钱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F波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其钱有光背、背“工”字、“户”字数种。

顺治二年三月，清多铎率师南下，四月廿五日破扬州，屠其城，史可法就执不屈被杀。五月，清军渡江，福王被俘，后被杀于北京。

清军攻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之后，明官吏缙绅、钱肃乐等拥戴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据三余氏《五番实录》说：“鲁王名以海，避难台州，乙酉（1645）六月立，十二月铸‘大明通宝’。”另有明旧将郑芝龙等于同年闰六月拥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在闽北自仙霞岭外170处设兵把守，并设钱局铸“隆武通宝”。这两个政权为争王位，互相磨擦，形成水火之势。顺治三年，清廷命贝勒博洛为南征大将军，六月，清兵乘天旱水浅，抢渡钱塘江，攻破绍兴，鲁王脱走。鲁王经金门逃往台湾。八月，清兵遂进征福建，在汀州射死唐王。十一月，朱聿铁  继位，改年号绍武，仅一个月复灭。

永昌二年（1645）五月，大顺军自武昌南下，李自成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时，遭地主武装伏击身亡。另一支大顺军由王进才、马进忠率领，据湖南临湘、华容。九月，王进才归附驻长沙的南明总督何腾蛟。李自成侄李锦、妻弟高一功等，奉李自成妻高氏，拥众30万与驻常德的明湖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一说李自成未死，随军侨装入澧县，在峡山寺做了和尚，暗中指挥大顺军。在澧县民间至今还存有“永昌通宝”小平与折二铜钱。

顺治三年（1646）初，清廷命豪格同吴三桂统兵入川。七月，张献忠转战西充凤凰山，十一月，判将勾结清军突袭大顺军，献忠仓促应战，中箭身亡。四年正月。清军前锋抵达湖南岳州，八月克常德。据《大清会典》记：顺治“四年，题准盛京、江西、河南、广东、常德、甘肃各开局鼓铸”“顺治通宝”钱。在毫无铸钱条件的常德，当年是不可能开炉铸钱的。

公元1646年十一月，明驻守两广的大臣瞿式耜立桂王朱由榔在梧州为监国，不久迁居肇庆（今广东高要县）称帝，明年号永历。随即清将李成栋率兵入广州，克肇庆，永历帝逃遁于梧州、平乐、桂林、全州、柳州、武冈等地，无一固定的安身之所，无暇顾及铸钱事。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一书中说：“永明王在肇庆改元永历，铸永历通宝”，似乎没有事实依据。

大西军因主帅张献忠之死，重新进行了组合。由其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领其余部，自綦江出发进占西南，1647年二月破贵阳，四月进云南，五月占昆明，形成以云贵为中心及湖南、四川、广西一部的抗清基地。四将军同称王，共建太庙祀张献忠，以兴朝为年号。

据《三藩纪事本末》说：“顺治四年（1647）年，可望自称平东王，至黔，设官铸钱。”《爝火录》说：铸币“分大小四种：当银壹两、壹钱、伍分、一厘。凡上纳钱粮，放给奉饷，以至民间一切贸易，皆通用之。”此录为传世的“当银壹两”、“当银壹钱”、“当银伍分”背铸“八卦”的铜钱作了书证。又据郭影秋《李定国纪年》载：“戍子（1648）明永历二年铸钱币，滇俗用海  ，今皆毁去，于云南省城及下关设炉18座炼铜，铸兴朝钱。每大者文抵一分，次抵五厘。”

顺治五年，清军抵挡不住抗清势力的反扑，于闰三月被迫撤出湖南，马进忠复常德。其时，抗清阵营内部发生内讧，堵胤锡因恶马进忠不为己用，令李赤心争夺常德，进忠焚其城走武冈，常德城化为一片焦土。清军据湖北，为解军需民用之急，《大清会典》说：顺治“七年，令武昌、襄阳各开局鼓铸”顺治通宝钱。因前题准常德开局铸钱未能实现，此时趁武昌开局即行搭铸。对此《湖南通志・钱法》中有较明确的记载：“初在湖北武昌设局，至是湖南始行鼓铸，武昌用昌字，湖南用南字。”难怪“顺治通宝”幕单字“昌”、“南”成对，宛如孪生。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述：“是年（顺治十年），廷议疏通钱法，以八年增重一钱二分五厘为定式，幕左汉文‘一厘’二字，右宝泉铸一字曰‘户’，宝源曰‘工’，各省、镇并铸开局地各一字。”从此钱幕局名较前亦有调整，对此，最具有权威的于咸丰年间任户部侍郎的王庆云，在《石渠余记》中有较详细的说明：“京局曰源若泉，直省则以局名”，“湖广曰昌，一厘钱曰武；江西曰江，一厘钱曰昌；江宁曰宁，一厘钱曰江。”从中可以看出，湖广武昌局于顺治七年时所铸的幕单字为“昌”，八年后铸幕一厘钱即“武”，此时“昌”字调整作江西南昌局的幕文了。顺治通宝幕单“昌”、“南”字钱，仅铸行一年，现存世稀少，“南”字钱因属搭铸，维数更罕。这对钱的形制与数量纠正了钱学界所持“昌”字钱铸于江西，“南”字钱出自常德之说。

然而，《制钱通考》的作者唐与昆却未尊重上述事实，他说：“顺治四年题准盛京及江西、广东、常德、甘肃各开局鼓铸……五年停止盛京局，九年停止常德局。西源按；右钱背文昌字、宁字（指‘顺治通宝’幕单钱）……当是铸于江西南昌……及甘肃宁夏”。这一错误观点被许多有影响的钱币学家和货币史学界所沿袭。如丁福保原编、马定祥批注的《历代古泉图说》，将武昌局、江西局、江宁局铸的顺治幕单昌、江、宁字钱，分别注明为“江西南昌局”、“江苏江宁局”、“甘肃宁夏局”所铸。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谈及顺治钱背所表代的局名时，写到：“昌（江西省局）”、“江（江苏江宁府局”、“宁（甘肃宁夏府局）。均对顺治钱幕文单字与一厘钱局名有别未加注意。钱币学家孙仲汇先生对“九年停止常德局”一说，在《清代钱币研究》中提出过置疑，他说：“顺治通宝背南，仅见一枚，是否常德局所铸，尚可推敲。”是的，清军于顺治四年八月攻下常德，翌年闰三月撤出，随后常德城被马进忠烧成焦土，此时常德始终处于战乱之中，不可能开炉铸钱，哪来“九年停止”之事。

顺治六年初，清军再次入湖南，何腾蛟退守湘潭坚守不降，二月城破，清军入城三日。三月，清军攻克衡州，胤锡走桂阳，寻入广西，病卒于浔州。

辛卯年（1651），大西军与永历朝联合，迎永历帝于安隆，封孙可望为秦王，建立小王朝，从此用永历年号，承兴朝钱的形制改铸永历钱。据道光《遵义府志》载：“顺治八年（1651），伪秦王孙可望遣裨将田子禄守遵，开厂设局。”《棠阴札记》说：“遵义府署址，盖遗明桂王由榔在遵义时铸钱局，司之者总兵官田子禄，今学墙外石台下（现今遵义军分区后），往往拾得永历钱。”

永历六年（1652），大西军北伐，有步、骑、象队14万多人，由川东入湖南，大败清定南王孔有德，下桂林，收复广西全境，出兵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铸“永历通宝”钱，其幕文有：“御、敕、部、督、道、府、留、粤、辅、明、定、国等单字。河南刘屹华先生在《陕西金融》撰文，认为其单字意为：“皇帝告诚：中央各行政、军事机关及地方行政机关，以两广为根据地，辅佐大明朝廷安定国家。”这一见解很有新意。

永历十一年（1657）孙可望与李定国内讧，可望兵败，十月，孙携妻子自贵州到长沙降于清。

顺治十五年（1658）二月清廷命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由四川南下，入贵州。五月，清经略洪承畴兵克沅州，靖州。七月，进取武冈、新宁、城步，贵州。永历政权李定国率诸将在贵州迎战，皆失败。到顺治十六年正月，吴三桂率兵攻桂王云南极南边的孟艮，桂王流入缅甸境内，被缅甸当局拘于阿瓦城。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福临死于天花病，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明年建立康熙。当年冬，吴三桂兵临缅甸，缅甸王以桂王献吴三桂军前。康熙元年（1662）四月，吴三桂绞杀桂王于昆明。李定国闻桂王死，哀愤成疾，是年六月死于猛腊。

桂王被杀，永历朝亡。然而在另一处地方仍铸行“永历通宝”钱。明将郑成功在攻打南京失利之后，返师厦门，于顺治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率兵2.5万人向台湾进发，四月一日在台南登岸，十二月三日荷兰殖民军出降，郑军为祖国收复了台湾，随后在台铸钱。据江日�N《台湾外记》载：郑成功因其母为日藉，“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王果大悦，相互铜铅，令官协理铸铜烦永历钱。”现传世的篆、行书 “永历通宝”对钱，为台湾的郑氏所铸。

清廷入关之后，因自己的八旗兵力不足，不得不利用明朝降将充当先锋，招抚农民军与南明军的反抗，对几个效犬马之劳的降将受封为王。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驻云南；封尚可喜为平南王驻广东；封耿精忠（耿仲明之孙）为靖南王驻福建，统称“三藩”。三藩中吴三桂的势力最大，拥兵10余万，据云、贵两省之地，开矿鼓铸铜钱，铸有“顺治通宝”背“云・一厘”等品，用以贷给商人贩运蒙古的马、辽东的人参、四川的黄连、附子，从中弁利。尚、耿二藩各拥兵数万人，也经商招财，强征市税。三藩每年消耗的兵饷2000万两，清廷明知“养藩如养虎”，早有撤藩之意。康熙十二年（1673）春，尚可喜请归老辽东，康熙帝趁此撤藩。吴三桂、耿精忠闻之，为试探清廷态度亦奏撤藩，康熙帝一一准许。撤藩之令既下，吴三桂于这年十一月杀云南巡抚朱国志反，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实行“兴明讨虏”，领兵由云、贵直冲湖南，长驱到岳州，占领湖南全境，随后又占领四川。这时康熙帝把湖南作为进攻重点，命勒尔锦统大兵至荆州、武昌，进击湖南；命岳乐由江攻长沙。在清廷“抚剿”结合的打击下，康熙十三年耿精忠降，次年尚之信降。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已起兵五载转战湖南，年已67岁，为排除苦闷，于这年三月在衡州称帝，立国号周，建元昭武。在衡州城内开铸“昭武通宝”钱，该钱钱体有小平、“壹分”两种；钱文有真书、篆书之分，另有“上点武”和“下点武”之别；背文有光背和“工”字数种。八月，吴三桂死，其孙吴世藩继位，改元洪化，退守云南，在云南铸“洪化元宝”钱。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攻入云南省城，十月吴世藩自杀，汉民族的败类吴氏终归应有下场。

在湖南这块土地上，自崇祯十七年（1644）十月张献忠入湖南，至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经历了37年的兵劫，据《清史稿》所述：“湖南二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为医治战争的创伤，急需大量的资金，据《湖南通志》载：“康熙二十二年，题准湖南设炉鼓铸通宝钱”，“二十三年部议鼓铸制钱，每文足重一钱，各省俱照新式鼓铸”。湖南当局依令招幕工匠，在桂阳即山开铸“康熙通宝”，背左满文，右汉文“南”字钱。由于即山鼓铸，钱体泛红，表面粗糙，满文呈“   ”字的即是当时铸品。“三十六年，部复湖广昌字、南字钱色红不堪使用，照小钱例收交。”由于铸行了十三年的“南”字钱通令收交，因此该式钱亦存世不多。此后，“行令该督抚，铸造务必精工”，从而在精铜内掺入白铅（即锌），铸造黄铜钱。但由于原料不精与技术不熟的缘故，仍未能全面达到标准，因此，清廷于“三十九年停止湖南鼓铸。”

湖南所铸的红钱被收交，黄铜钱又停铸，从而发生钱荒。随着逃避兵难的人们回归故土，他们取出随身带走的或藏匿的当年行用的唐宋铜钱，及永昌、大顺、永历、兴朝、裕民、利用、昭武等钱，开始试着投入流通，至康熙五十一年时，几乎成了当地的主要流通币。正如《湖南通志》所述：“康熙五十一年部复湖南所用系三十年以前鼓铸旧钱，其新制钱尚未流通。将户部宝泉局新制钱三万贯、工部宝源局发一万贯，交湖南回空粮船载回易银”。在湖南出土的清钱中，为数较多的户、工两部康熙钱，应为当时所发的新制钱。

为了保障制钱质量，清廷多集中于京城铸造，康熙“五十四年，部议京局铸钱所需铜铅，以五十五年为始……动用正项钱粮采办。湖南额办铜五十五万四千三百九十九斤零，铜每斤定价银一钱二分五厘，铅每斤定价银六分二厘五毫，水脚银各三分。五十九年奏准桂阳州五十八年税铅一十二万三千三百一十一斤�p，五十九年以后，所抽税铅停其变价，每年解部照商人办铅之例，每斤给水脚银三分，令其解部配铜鼓铸。”由此可见，湖南自康熙三十九年停止铸钱之后，在康熙朝再未见开铸记录。

在康熙四十一年，虽有“部复照顺治十四年钱，一文重一钱四分”之令，但湖南已经停铸，现存世的一钱四分背南钱，为后世作“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套子钱所铸，不一定铸于湖南。此外，还有一些较薄的康熙背“南”钱，却铸于乾隆朝的私炉，本文暂且不论。

在名目繁多的清初铸币之后，“康熙二十三年部议鼓铸制钱”，清代铸币走上了正轨。湖南宝南局于“雍正八年开铸”，此后按制钱例铸造，铸币纳入了全国的统一标准。

     2006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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