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不乏佳作妙品，但在整体上却不显得厚实博大，不能给人以震憾心灵的效果。它既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期待，也不能与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深重苦难、中国民人的耻辱命运和一个世纪以来全人类的精神痛苦相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深入追索其间的原因，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但我愿意试着对此一现象作一次描述性的考察，并在考察的过程中不失时机地插上几句我个人对此一问题的体会。

◎悲剧时代与喜剧时代

“所谓悲剧时代，是有确定的文化理想和价值指归的时代，人们对于自己的时代使命有大致的认同，并怀着庄严的豪情践履自己的使命。当然也有艰难与险恶，有的艰难与险恶甚至是无可超越的人类大限。那些清醒的杰出人物却不畏险恶，愿意为承担时代的大限和人类的悲剧命运而牺牲。他的时代则愿意将其牺牲纳入到自己的意义谱系中，牺牲者因此而获得精神的永生。所谓喜剧时代，是文化理想业已崩溃、价值认同业已瓦解的时代。社会找不到能让公众大致认同的共同信念，人们失去了对于理想与未来的期待与信心。迷惘、堕落、糜烂、势利成为了一个社会的主要精神特征。一切热情、庄严、正义、操守都受到嘲弄，一切高贵和神圣都备感窒息。喜剧时代的主角是两种人物：第一种人是不明自己真实境遇的精神暗昧者。他们在命运之神的百般蹂躏之下受尽苦难和凌辱而不自知。他们是喜剧时代最广泛的牺牲。第二种人是或者聪明或者阴险或者狠毒或者绝望的游世玩世虐世弃世者。他们看清了世界的末路，乃放弃一切善意的努力，不顾一切地攫取现时的物质利益和直接服务于感官的其它利益。他们是喜剧时代的导演和谢幕者，也就是要主宰喜剧时代的自始至终。”⑴检视一下近两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喜剧时代。内在的文化危机象瘟疫一样在九州大地盘旋不去，人们在长久的困惑焦虑中时不时地泛起挣扎、突围的冲动。但是这些暗昧盲目的挣扎不但没有解脱我们的困境，反而总是使我们陷于更深更大更无望的困境之中。对于一个先是夜郎自大、傲视四夷，后是卑躬屈膝的民族，对于一个早在1601年就已接待过利玛窦，此后接待过成千上万西方使者，可直到1868年还不知道要派一个使者去西方考察，最后竟然只得聘请刚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作为中国使者出使西方的民族，对于一个满朝文武百官齐刷刷跪在一个文盲老太婆面前听旨侯命、朝野上下心照不宣地认认真真办假事睁着眼睛说瞎话、谁说真话就割去谁的喉管、喊一句变法的口号就要掉六颗脑袋的民族，对于一个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在用比两千年前炼丹术更荒唐的方式大炼钢铁（只要向任何一位专家咨询一下即可避免的低级荒唐）的民族，对于一个在呼啦啦地飘扬的三面红旗下饿死三千万国民，可面对三千万尸骨依然满面红光地高呼三面红旗万岁的民族，对于一个公然以“阳谋”方式一夜之间打倒五十五万，二十年后又说其中只有五人是真其它人全是错打，而这被错打的五十五万竟然不去追索蒙冤受辱的原因却对施冤施辱者庄严地感恩戴德的民族，对于一个莫明其妙地将三千万城市少年发配到举目无亲荒无人烟的穷山恶水之间，无情地毁灭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前程和一部分人的生命，却没有任何人承担任何一丝责��任甚至还永远可以说出一套神圣理由的民族，你不得不满怀钦佩地承认他是天下第一的喜剧大师，除此之外实在找不出更适合的命名。

由傲视群夷、嘲笑美国总统的国书中的平等语气为夜郎自大的中央大国，到向每一个前来交锋的“蛮夷之邦”献上无数金银财宝和国土的纳贡大国，由“六亿神州尽舜尧”到十二亿神州尽喜剧大师，这是一个多么跌荡起伏、奇景叠生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笑则笑得喷饭、哭则哭得断肠、或者哭着哭着忽然不禁哭得喷饭、笑着笑着忽然感到笑得断肠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时代，你不得不饶有趣味地称之为喜剧时代。

这里所谓说的喜剧时代和悲剧时代，都是历史哲学的概念。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并且面对着这个特定的历史写作的，所以我们要考察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和艺术，要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和艺术给予艺术哲学的总结与命名，就必须先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状况和精神特征予以考察和辨析。每一个时代的美学特征都是以这个时代的生存者的人生态度和灵魂状况为土壤滋生发育起来的。而一个时代的人生态度和灵魂状况又是由这个时代的整体社会面貌所决定的。在一连几代知识分子“开民智”的启蒙努力完全失败、最后连知识分子自身也不得不反过来接受一代愚民的管制、“启蒙”、改造的时代，那些没有能力认识自己的真实生存境遇的所谓愚民，自然只能在别人的愚弄和欺骗下时而忍受、时而迷狂、时而悲惨、时而滑稽，他们是不由自主地扮成了令人心酸的喜剧人物；那些所谓聪明人、所谓强者、所谓智者，则是自主地、自觉地成为喜剧人物的──在一个残酷而又荒唐的时代，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玩世不恭的喜剧态度才是实现人身与人心双重自我保护的唯一有效的态度。一旦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或者所有成员都形成了喜剧态度，一个漫长的喜剧时代必定会在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中隆重开始，并且必定会万寿无疆地延续下去。所谓认认真真办假事、睁着眼睛说瞎话，乃是这个时代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在很多情况下，这就是最高规则。谁不遵循这样的规则，谁就无法在喜剧时代领到良民证。谁对这一规则领会最深、玩得最转，谁就是喜剧时代的驾驭者和备受拥戴与崇拜的偶像。

面对一个喜剧时代，作家将会怎样写作？也就是说，对应着历史哲学的喜剧时代，艺术哲学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喜剧精神与喜剧作家

一个作家面对历史哲学上的喜剧时代究竟会怎样写作，他是写出悲剧作品还是写出喜剧作品，这取决于作家的生活态度、感受方式和审美趣味。有的作家以悲剧精神审视生活，他的内心就会充盈着悲剧式的审美冲动，当他执笔创作时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悲剧模式。有的作家以喜剧精神审视生活，他的内心就会充盈着喜剧式的审美冲动，当他执笔创作时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喜剧模式。所谓喜剧精神，乃是作家担当痛苦并表达痛苦的一种模式。面对整个世界的黑暗、愚昧与荒唐，作家在精神上自觉地与之拉开距离，保持着独立与清醒，并以智慧的优势和道德的义愤予以嘲弄、讽刺与批判。从文本表里所充盈的大冷酷、大蔑视中，不难感到喜剧作家的傲岸、无奈与绝望，以及有心入世、无力救世的荒谬感。每一个喜剧时代都会为喜剧精神的生长发育提供最广泛的时空条件。喜剧时代的绝望、玩世不恭以及自觉地跳入那荒谬之中的清醒，造就了那个时代喜剧作品的基本情调。一个喜剧作家比他的喜剧环境只是多那么一点拒绝、多那么一点批判精神、多那么一点捍卫自我尊严自我人格的强烈愿望。所以，喜剧作家的诞生，既标志着一个喜剧时代的成型和成熟，也标志着一个喜剧时代的觉醒。就艺术哲学而言，喜剧作家是喜剧时代审美风尚的体现者。就精神哲学而言，喜剧作家是喜剧时代最有个人意识和独立人格因而敢于自外于时代和群体的人。就历史哲学而言，喜剧作家是喜剧时代最清醒的受难者和最有力度的代言人。

中国的喜剧时代已经持续了大约两百年，可是中国拥有喜剧作家仅仅只有大约七十年的历史。在长达两百年的困境中，“虽然不断有人构建新的文化理想、文化目标，可由于我们自身的无知、愚蠢和怯懦，我们直到把每一个美好的构想都折腾成历史笑话还决不回头。我们对这个时代一直缺乏眼光高远的审视。我们一直是盲目地看着自己在盲目地折腾。直到鲁迅出现，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⑵鲁迅是两百年来第一位对我们族群的生存境遇和人的生存境遇产生荒谬感的人。当他决意批判并担当这种荒谬时，他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喜剧作家。鲁迅是一个划时代的人，艺术哲学上的鲁迅时代就是喜剧时代。鲁迅为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比任何前人和任何同时代人都更加透彻更加英勇地直面真实，并以他的毕生努力尽可能彻底地言说真实。鲁迅笔下的人物主要有两类。第一类人是永远不可能直面生存之真实的精神暗昧者，他们与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第一种人”相对应。华老栓、祥林嫂、闰土、夏大妈、小ｄ、阿ｑ等等人物，都是在完全盲目的情况下无知无望地挣扎的一类。这种无知无望的挣扎中生长出无边无际的滑稽。这是庄严而又令人辛酸的滑稽。整个民族的愚昧和不幸都在这滑稽中奔腾和膨胀。第二类人虽然有足够的洞察力认识自己艰难险恶的境遇，却无力摆脱此种境遇的桎梏，无力从荒谬的深处拯救起生命的尊严和意义。他们与本文所说的“第二种人”相对应。魏连殳、吕纬甫即属此类，《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也基本上属于此类。他们在现实的种种压力面前所作的选择，全都违背他们的理想与愿望，分明是对自我的否定、放弃、虐辱。这种生命愿望与现实选择的严重背离，使得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这种反讽里蕴涵着这个民族仅有的那么一小部分觉醒者全部的惊恐、怯懦、绝望与自暴自弃。喜剧人物的根本特征在于：他们全都生活在与自己的愿望相背离的状态中。有的人是认清了生存的荒谬而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愿望，努力麻木自己以便无所痛苦地走向堕落与毁灭。魏连殳、吕纬甫之类的知识分子即是这样。有的人是永远看不清自己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也看不清生存本身的真相。他们虽然没有放弃挣扎，但是他们的挣扎本身与他们的愿望即是背离的──他们挣扎得越努力，离他们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就越遥远，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滑稽效果也就越强烈。华小栓、阿ｑ等人的努力，都可以作这种理解。在暗昧中虚妄地挣扎，在清醒中无望地堕落，这就是一个民族最主要的精神状况，这就是一个喜剧时代最真实的生活图像。《阿ｑ正传》一直是百年中国文学的峰颠，这个峰颠即是一部喜剧作品，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个时代在文学上是一个喜剧时代。鲁迅常说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乃是他决意要最彻底地揭示喜剧时代全部真实的自我要求和自我期待。他终生都在践履着这个要求和期待，这句话终于成了他一生的宣言与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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