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人皆知，藏族文化博大精深，璀灿夺目，是人类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葩，作为藏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藏族服饰文化也同样源远流长，多姿多彩，独具魅力。

藏族服饰的流变

目前关于藏族服饰最久远、现存的实物资料是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少量装饰品，有片饰簪、璜、珠、项饰、牌饰、贝饰等，反映了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青藏高原土著居民已有了较高的审美情趣，不仅有了缝织衣物的骨针，还具备了需一定审美意识方能创造出的璜、珠等，这也许是藏族服饰文化的先声吧！

到吐蕃时期，藏族服饰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中二丁王”时（相当于中原西汉中期），南方雅隆河谷的吐蕃开始了冶炼铁、铜、银等矿产，为金属饰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藏史记载，公元三世纪的拉脱脱日年赞时，吐蕃赞普的服饰巳与众不同，出现了服饰等级的差异。史载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吐蕃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其服饰文化日渐发达。吐蕃奴隶制王朝等级森严，在服饰上的表现也日臻完备。从反映吐蕃盛时的敦煌壁画可看出，君臣服饰的等级差异，藏王一般只有赞普才能使用的三瓣宝冠箍住的有凹槽装饰的无沿帽，呈红色，通常高于一般人的帽子；藏王的侍从或臣下往往戴平顶无沿帽。衣袍的式样也各有不同，官吏的章饰规定有一等瑟瑟，二等金，三等金包银，四等银，五等铜，六等铁等大小两类，共十二级，装在方园三寸的盒子里挂在胸前，以区别职位的高低。武将的头盔有形如塔的装饰，战士头盔上有三只彩旗以表示出生的年月，随着“惟以淬砺为业”的吐蕃冶炼业的发展，军队的铠胄日趋精良，有的周身仅露两个眼窝，劲弓利刃常不能破，其威严、勇猛之气在今天大昭寺壁画的吐蕃武士像中尚历历在目。为培养效国尽忠的风气，还把狐尾垂在临阵畏缩之士的头上，作为耻辱标记，这是后来藏族男子狐皮帽饰的来源。吐蕃贵族不仅本人穿着华贵，还在聚会宴客时，把佣人装饰起来。而作为赞普的松赞干布则用一种红带子包头，身着长袍，足穿脚尖朝上的靴子，据《红史》载，这种王服是受波斯王朝的影响，反映了文化交往已影响到了服饰文化层次，而从松赞干布伊始的吐蕃与中原的密切交往，两种民族文化的长期接触更为藏族服饰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史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入“诸种花缎、锦、绫罗与诸色衣料二万匹，还有大量的金玉器具。松赞干布及吐蕃大臣纷纷自行去掉毡裘，改穿绢绮。近代的高级官吏，头发绾成一髻，戴金翅白纱帽，这是唐代进士的服饰。此外，还采纳文成公主建议，令国人禁止“赭面”（用油涂面），文成公主进藏还带来了种植蚕桑和纺织技术，“植桑织丝兮”大大的促进了吐蕃服饰技艺的发展，青海海西州都兰出土的大批吐蕃服饰文物，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吐蕃服饰的工艺水平。服装的织物纹样多为联珠动物纹，装饰品的金质首饰、佩饰的精美使人叹为观止。今天藏族妇女饰品的镶嵌形制，可以从这些文物中找到原型。斯坦因的《古代中亚文化遗迹》一书也曾提到：“在吐蕃发现的遗物中，有很多具有花纹的丝织物，花纹中有些是印的，有些是织的，花纹图象的变化很多，这一点很可以表示吐蕃商业的地位，……大概是中国与西亚之间的贸易重点。”频繁的交往促进了吐蕃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服饰文化的发展。

吐蕃是一个军事帝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征服融合了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的许多其它民族，这是造成今天各地区藏族之间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在服饰的表现上也是如此。吐蕃时代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东女、附国、党项等部落服饰的不同，东女部落住在康延川（今昌都），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其女王穿青毛绫（氆氇）裙，上披青袍，袖长到地，冬穿用文锦装饰的羔裘。发作鬟髻状，两耳垂？？（耳环）。足穿革素＊＊（皮靴）。一般男子披发，妇女辨发，男女都用彩色涂面。王死居丧三年，不易服，不梳洗。附国是以今四川甘孜为中心，包括今四川阿坝一带的嘉绒的藏羌融合体。他们头戴园形皮帽，或带幕离佳（即面罩一类饰物，为妇女所带）。身披毛曷毛（氆氇一类）、皮裘，穿牛皮鞋。颈系铁索，手贯铁钏。王与酋长以金为首饰，胸前挂着三寸长的金花。党项则是纯游牧部落，“服毡袭褐，披毡以为上饰”早在北周时巳能制造精美的犀甲、铁铠。四川西北部还有属党项部落联盟的邓至、武兴国和宕昌等，服饰习俗为头藏乌皂突骑帽，身穿长袍，下着小口裤、足穿皮靴，与今四川牧区藏族服饰相似。此外青海地区有吐谷浑，贵妇人披锦袍，戴金花冠。如女发型为辨发披于后，后饰珠贝，以繁多为高贵这一服饰与今青海藏族妇女大致相同。这些地区服饰特征是今天各地不同藏族服饰的母型。

吐蕃王朝崩溃后，从九世纪中期到第十一世纪的二百余年间，社会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混乱状况。这一时期战乱不堪，服饰艺术的发展也难免厄运，停滞不前，而与战争有关的武士服饰却济时发展。在阿里古格王国的遗址中，发掘有大量古代武士的盔甲和武器。其铠甲多为钢片甲，是用细皮条串结钢片而成，串结方法颇为复杂，武器中的盾牌，系用藤条编织为园形，直径八十厘米，正面镶有铜质加固件，铜件上雕刻有细密的纹饰，故亦可谓是铜饰件，背面有四个铜环，环间可用皮条相连，作握柄之用，无论这些服饰和兵器，是本地生产，还是外来流入，都说明其时的武士服饰已具鲜明的本土特征与个性。

这一时期的服饰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佛教僧侣服饰的兴起，公元八世纪，出现了第一批僧人，服饰由赞普府库供给，后由百姓、政府共同供养。佛教服饰亦形成等级区别，并有节日与平时的不同装束，自成体系。不少上层僧侣生活奢侈，衣着华丽，“下坐重？p，上张伞盖，身衣锦缎……”。早期僧侣服饰受印度影响甚大。据传说贝霞帽最早则是由印度国王赠给宁玛法王莲花生而流传下来，成为僧帽中的一种，但后来僧服衍变发展较快，极具地方色彩。朗达玛灭佛后二百余年，佛教重新兴起，并且形成众多的派别，各派不仅在佛经教义的诠释上不同，而且在服饰穿着上也不相同。古老的宁玛派僧侣着红色袈裟，故又被称为红教。而噶举派则以戴红帽或黑帽以示各支派的区别。这种以服饰表征身份、信仰的现象正是服饰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服饰史上颇具特色之处。

元代，正式隶属于中央王朝，因而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与元王朝发生了密切的交往，服饰上所受的影响也较前朝为大。元王朝在分封安抚使、招讨使、万户等各级官吏，不同品级穿着不同花饰的藏袍，戴不同的顶冠，以至民主改革前噶厦政府的四品官的一种官服名称还保留着元朝的叫法“寸扎花尔白玛”（藏语意为莲花纹样的蒙古袍）。官品的主要标志也表现为蒙古式的“江达”（即圆冠）上的顶饰的差异。官吏贵族的管家、随从、佣人的帽子也有一定的形式，大管家在举行仪礼时要戴“索夏”（即平项围穗蒙古帽）等等。还有一种贵族平时戴用的“夏木包多”的饼形帽，管家或根布（乡官）等也常戴，这个时期萨迦上层官吏、贵族的服饰或仿效蒙古贵族，或直接为元王朝赠赐，穿用十分普遍。北部牧区与蒙古族交往较多，至今尚保有一定蒙古服饰习俗。

元朝藏族服饰的另一特点是宗教信仰对服饰的影响增大。随着佛教的中兴，严格的僧侣等级趋形成，使得宗教文化以多种形式与手段渗透于服装、鞋帽，而且以特定的图纹或符号来表达一种特定的意思。这种现象还影响到民间装束，如出现仿袈裟色泽的藏袍和印有宗教符号及佛教法宝的装饰品等等。

到了明代，中央与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明王朝设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管辖今、甘肃、青海和四川西部的藏区，并常赏赐给藏区上层贵族以大量的锦帛、？p褥。而从藏区进贡的物品中看，氆氇、毛缨、足力麻、铁力麻等纺织物品占了贡物的大部分。说明当时藏区的纺织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而纺织业正是服饰发展的基础。为明代藏族服饰业发展提供的另一个优良条件是中原与官方民间的大量的茶马贸易，为输入了大量的布帛、缎绸和纺织成品，这些贸易是以前任何时代都难以企及的。

此外，明代的藏戏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藏戏艺术密不可分的服饰艺术也自然迅速兴起。藏戏服饰除了历史上贵族们的日常服饰外，还发展出了另一类高度夸张的服饰以及大量的面具。并且这些服饰和面具都是严格按照戏剧角色的地位身份配置，并为其性格特征服务的。这类服饰艳丽、夸张，重在表现力与强烈的装饰效果，成功地将服饰经过艺术处理后搬上了戏剧舞台，为服饰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同时又大大促进了戏剧、舞蹈、美术等艺术的发展。

清朝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文化大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日趋定型。与今天的联系最为密切。藏族的服饰文化亦不例外，所以我们将以清代藏族的服饰文化为主，对藏族服饰文化的结构、艺术特色、审美特征、制作工艺做进一步的探索，以利于加深藏族服饰文化的特色。

藏族服饰文化的结构

日渐完善的藏族服饰文化内涵丰富，层次多样，既有一定的结构特征，又有许多等级和地域性的差别，还有一些特定的服饰制度。

藏族服饰的最基本特征是肥腰、长袖、大襟、右衽、长裙、长靴、编发、金银珠玉饰品等。由于长期的封闭性生存，藏族服饰发展的纵向差异并不大，其基调变化亦小。藏族服饰的形制与质地较大程度地取决于藏族人民所处生态环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藏族是青藏高原的土著居民与古羌人的一部分融合而成的，这几乎已是史学界的共识，而无论是古羌人中的发羌，还是卡若、曲贡等文化的创造者，他们都生活在地势高，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恶劣的世界屋脊上，以牧业、农业为主，这就决定了藏族先民们服装基本特征是厚重保温，宽大暖和的肥腰、长袖长裙。为了适应逐水草而居的牧业生产的流动性，逐渐形成了大襟、束腰，在胸前留一个突出的空隙（酷似袋子），这样外出时可存放酥油、糌粑、茶叶、饭碗，甚至可以放幼儿，天热或劳作时，根据需要可袒露右臂或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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