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族服饰中的女装，最终还是彻底的从汉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呢？ 

我们知道，汉民族传统服饰是“以华夏（汉后又称汉民族）民族文化为基础，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华夏民族文化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的装饰体系。”换句话说，汉族服饰并非只是一类服饰简单加和，而是具有汉民族文化和精神内核的有机体系。汉民族的文化的肢体是传统的礼法制度、文学艺术、思想理念等等，而她的精神文化内核，或者说灵魂，就是对华夏民族的认同。“认同”是一种情感，也是一个方向，她指引着一切具有社会属性的事物（也包括人），使其不脱离它们本来的归属中心。“民族认同感”则指向着全民族的心理中心，也标志着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整体性、向心性、差异性）。“认同”是汉（华夏）文化的基础，也是华夏文明的命脉，始终贯穿着华夏民族文明的发展，她使华夏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更是使华夏文明在与外界交流和自我更新中不会丧失自我的根本。在或者说，没有对华夏民族的认同，华夏文明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健康的发展。 

剃发易服，虽然仅仅换掉了男性的衣冠，但这却是占汉族社会生活主导者的服饰。汉人认为“定礼之大，莫要于衣冠”，中国历来就有“衣冠之制”之称，所以衣冠是汉族礼法制度的根基，而汉服男装又是这一根基的主导。汉服男装的消失，使汉族社会原有的礼仪制度也随之解体，汉族服饰不再受原有汉族传统法度的约束。同时，满清剃发之时，杀人立威的做法着实吓倒了那些活下来的汉人（有“留发不留头”气节的人都杀光了），在人的基本生存权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汉族原有的“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理念早就被“好死不如苟活”的思想所是淹没。最重要的是满清统治者成功的淡化汉人对华夏民族的认同情。通过剃发易服的直接而暴力的方法，制造出华夷类同的假象，利用科举收买拉拢部分汉族士绅，再配合文字狱、禁海令等等彻底断绝一切使汉人可能回忆起自己民族属性的途径。一步步消磨汉人的民族感情。汉人对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坚持淡化了，更多的却是对统治阶级优越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模仿（就如同今天一些人向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一样）。失去了的汉文化根基，失去了民族认同的精神内核，残存下来的汉族女装，在统治阶级的诱导下，向满装变质实是早已写定的结果。 

有人认为满清的“十从十不从”使汉族女装没有在清初消失，所以，汉族妇女是自觉自愿的吸收了满装的特征，”进化”成了清末的样子，所以，满清的女装不是汉族的耻辱。但事实绝不是如此简单。 

首先不能以是否被迫来判断耻辱程度。清初的汉族男子剃发易服，多是被逼无奈，蝼蚁尚且贪生，更何况是人，这种汉人我们尚能谅解；但是，象乌三龟这类汉奸，为自己的一己私利出卖国家、为讨好异族主子自动剃头，比被逼更为可耻。 

其次，满清剃发易服，是用暴力手段剥夺了汉族男子穿民族服装的权利，但是清初的汉族人，心里并不认同满族服装。有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民族感情，怀念汉族的衣冠制度。由此可见，虽然汉族男装从形式上消亡了，但是汉服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并未立刻消亡，汉族人的“民族认同，自信、尊严、气节、廉耻等等”并未完全消亡。 

随着时间的推移，剃头令的血迹也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所遮盖，这种反抗情绪虽然始终没有完全消亡，却也越来越趋于淡漠。在时间淹没了清初抗清义士的慷慨悲歌之时，更有一批批汉族士人赶往科举考场，丝毫不念及满清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为中国留下的灾难和当年抗清义士的廉耻节义，却争着为屠戮自己祖先的人尽忠尽效。 

“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满清汉女服饰的满化，也如同男子们的参加科考和辫子的进化一样，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但是今天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满清汉女的着装比明朝之前更漂亮。所以汉族女子并非单纯是因为美丽而改变自己的服饰特征，在女装变质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是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统治阶级的心理屈从，更是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离弃。这是比男子的被迫剃发易服更为可耻的事实。 

不过有些人不但不以此为耻辱，反而将其说成是民族服饰融合，将其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论，说成是中国文化进步、飞跃的表现云云；更有甚者，把满族妇学习汉女裹小脚的陋习当成典型代表，以为是汉人同化了外来民族文化，沾沾自喜。这才混淆是非、廉耻丧尽的奴才行径，是人类有史以来比乌三龟更加乌三龟的文化汉奸。 

灵魂失去的同时，便是躯体腐烂的开始――满清汉女着装的满化，实是满清统治者对华夏文化破坏和对汉族精神全面扼杀的具体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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