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死首丘”，说的是狐狸濒死时，总是把头朝向栖身的小土山。《礼记・檀弓上》云：“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后便以“狐死首丘”比喻不忘本，或比喻人对故土的怀念。被金兵逐出汴京、偏安于东南一隅的南宋统治者，内心深处时时不忘收复失地，回归中原。这种意识在他们的丧葬上表现得格外强烈。南宋皇帝及后、妃、大臣死后集葬于绍兴高埠，因此地瘗有南宋６位皇帝，故今人称之为宋六陵。该陵园在元兵下江南后不久，便被大规模盗掘而夷为废墟。当我伫立于宋六陵废墟上，环视着土地局促、地面建筑遗址简陋的陵区时，清晰地感知到了南宋统治者“狐死首丘”、草厝以待迁葬故乡的心愿。不过，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宋六陵出土的龙泉窑青瓷残片，而要认识这些瓷片的价值，首先必须弄清宋六陵何时被毁这一重大问题。

在元明清的史籍中，宋六陵遭盗掘的年份说法不一。生于南宋、卒于元的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八月和十一月，会稽县泰宁寺僧侣宗允、宗恺勾结杨总统率众发掘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墓。同书的另一处又重复记述了此事，时间相同，但内容有所差别。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所载南宋皇帝陵墓被盗之事最为详尽，该书云：“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h，弃骨草莽间……”“岁戊寅”为南宋祥兴元年（１２７８），亦即元至元十五年，这比《癸辛杂识》所记早７年。细读《辍耕录》的记载便可发现，其叙述的时间和具体内容比《癸辛杂识》更真实可靠。《辍耕录》在援引《癸辛杂识》的相关记载后写道：“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将十载，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窃恐此时庶事草创，而妖髡得以肆其恶与。妖髡就戮，群凶接踵陨于非命，天之所以祸淫者亦严矣。”这段文字有力地说明了宋六陵被盗的时间是在元兵下江南后的之秋，也就是南宋垂亡的祥兴元年，而绝不是《癸辛杂识》所说的至元二十二年，因为这时“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盗掘皇帝陵寝者必定依法“就戮”，谁敢冒死妄为呢？有两件事可以为证：（１）僧侣欲发掘南宋皇帝陵寝，“时有宋陵使中官罗铣者，犹守陵不去，与之极力争执，为泽率凶徒痛螅胁之以刃，令人拥而逐之。铣力敌不能，犹拒地大哭”。这说明当时元兵虽已攻陷浙江，但南宋尚未灭亡，否则，守陵人罗铣肯定不会有如此忠于宋帝而过激的举动的。（２）《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九月，朝廷“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明史》亦有“真珈败，其资皆籍于官”的记录。既然至元二十一年朝廷用从杨琏真珈那里籍没的资财修建天衣寺，这表明此前杨琏真珈已经被诛，那么他盗掘宋六陵的时间又怎么可能会在至元二十二年呢？清代的《越中杂识》所载宋六陵被盗的文字虽较详备，却只是元至清初各书相关资料的未加考证的糅合，其中，盗掘陵墓的时间等系照抄《癸辛杂识》的，故舛误在所难免。同为清代编纂的、史料价值甚高的《续资治通鉴》，将南宋皇帝陵寝被盗的时间记为至元十五年十二月，而所述“籍嘉木扬喇勒智（旧作杨琏真珈）发宋陵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的年月与《元史》记载相同。毫无疑义，绍兴高埠的宋帝陵园因“妖髡”盗掘而成为废墟的时间，是在祥兴元年暮冬。

杨琏真珈利令智昏、暴戾恣睢的盗墓活动，使南宋统治者归葬中原的夙愿彻底粉碎了。他率众发掘的钱唐、绍兴的赵氏诸陵及其大臣冢墓，共有１０１座，攫取的金银珠宝则不计其数。当盗墓者带着财宝扬长而去时，却将精美的龙泉窑青瓷遗弃在苍凉死寂的陵园废墟上，无意地留给今人一个不难揭开的历史谜底。宋六陵出土的龙泉窑青瓷，以白胎瓷为主，其中有一部分是施乳浊釉的，它们的年代下限为祥兴元年，从器型和纹饰看，这些瓷器大多烧制于南宋中晚期。白胎瓷是龙泉大窑等地窑场的大宗产品，在社会上随处可见，非珍贵之物，自然也就不会为盗墓者所看重。问题在于龙泉窑白胎瓷是如何涌入南宋统治者的日常生活的呢？答案很简单，是处州府以土贡的方式将之输入朝廷的。宋代朝廷设立官窑，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对其他瓷器品种的排斥，相反，他们更需要纳用不同种类的瓷器以丰富其物质和精神生活。北宋晚期，朝廷在汝州设立官窑烧制青瓷时，曾“移情别恋”过青瓷以外的瓷器品种，其中既有适合陈设的钧窑铜红釉瓷器，也有便于斗茶的建窑黑瓷。与之相比，南宋统治者喜爱龙泉窑白胎青瓷亦就不足为奇了。

必须指出，南宋官窑为了使产品的釉面更莹润如玉，在南宋中晚期大量烧制黑胎厚釉青瓷，但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所以产品釉面普遍开片，这与宋朝统治者的审美观是相悖的。譬如：在唐代就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端砚，到了宋代则更受世人珍爱，当时人们认为端砚以有眼为贵，眼的名称有“鸲鹆”、“鹦哥”、“了哥”、“雀眼”、“鸡眼”、“猫眼”、“绿豆”等，其中又以“鸲鹆眼”为最贵。然而，宋高宗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说：“端砚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何必以眼为贵耶？”宋高宗的陵墓被盗时，所见随葬品中有“端砚一只”。这证明古籍关于宋高宗对端砚的见解的记载是可靠的。南宋最高统治者对端砚尚且要求“莹润无瑕”，更何况本来就追求玉的质感的官窑黑胎瓷呢？但黑胎瓷那难以避免的开片，已不是大醇小疵，而成为烧制者和受用者的大憾，于是，龙泉窑的滋润如玉、釉面不开片的白胎瓷才在帝王将相的日常生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可以认为，龙泉官窑既受处州府之命为朝廷烧造黑胎瓷，又在处州府的监控下生产用于土贡的白胎瓷，故《菽园杂记》转载《龙泉县志》所谓“县官未尝见”的上等瓷器，应包括处州府订烧的白胎贡瓷。由此联想到，余姚官窑（今慈溪开刀山等地窑址）于南宋中晚期烧制的釉面润泽而不开片的白胎厚釉青瓷，可能亦曾被绍兴府用于土贡，以满足朝廷对瓷器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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