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在汉末三国历史中的地位
襄樊在汉末三国历史中的地位,襄樊是一座由襄阳和樊城组合而成、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名城,历来是“天下重地”,
襄樊是一座由襄阳和樊城组合而成、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名城,历来是“天下重地”,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在三国时期,最为天下瞩目。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刘表任荆州牧时,就把治所从原来的汉寿移到襄阳,从此“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襄阳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襄阳地理条件优越,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被称为“水陆之冲”。从陆路来说:由襄阳往北,经新野、宛(音yuan冤,今南阳市),可到京都洛阳;往南,经宜城、当阳、江陵,可到汉寿(今湖南常德市),再南可至交州,番禺(今广州市)一带。这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主要驿道。东汉时每三十里设一驿站,配有马匹,可迅速传递命令和消息,还有利于物资和文化的交流。
从水路来说:发源于陕西汉中地区的沔水,横贯襄阳、樊城。当时沔水资源极为丰富,江上帆船齐布,百舸争流,成为陕、鄂间主要交通动脉。由襄阳往西,沿沔水经谷城、老河口、郧县可至汉中。折回襄阳往东,可沿沔水而下直达夏口(今武昌)、秣陵(今南京)。
襄阳在东汉时期还是一个经济繁荣地区,是士族、名士聚集之地。襄阳至宜城间“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Z辉,华盖连延,掩映于太山庙下”,诸如庞、黄、蔡、蒯、习、马、杨等名望士族,时人号称“冠盖里”。东汉末年这些家族的代表人物有:庞家的庞德公、庞统、庞林、庞山民等;黄家的黄承彦;蔡家的蔡讽、蔡瑁(音mao帽)蒯家的蒯越、蒯良、蒯祺;马家的马良、马谡;习家的习祯;杨家的杨虑、杨仪、杨�J等。这些大族之间都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荆州牧刘表就是依靠这些人,才在襄阳立脚的。他一上任荆州刺史,就“单马入宜城,而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与谋”,在他们的协助下,刘表才平定了占据襄阳的张虎、陈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镇抚郡县,“江南(指江南四郡,即长沙、零陵、武陵、桂阳)遂悉平”。史载蒯越“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强大”。之后,刘表为了巩固和这些士族的联系,他还娶了蔡瑁的姐姐为后妻。毫无疑问,这种婚姻完全“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刘表政权里,蔡家、蒯家担任职务最高,权力最大。如蒯越为大将军。他们左右一切,控制着刘表政权。可见襄阳世家士族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
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襄阳当时是“境广地胜”,“年谷独登,兵人差全”的繁荣地区。东汉朝廷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襄阳,每年都派得力的官吏来襄阳“督租粮”。当时京都洛阳要大修宫室,刘表为表示对朝廷的忠诚,出人又出钱财,去“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可见襄阳当时的丰饶。史书记载说:“自中平(公元184―188年)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
正由于襄阳南拊江汉,西屏川陕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经济的繁荣,所以历来成为战略重地,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时更成为他们争相霸占的“用武之国”、“御寇要害”。蒯越说得好:“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音xi习)而定。”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长沙太守孙坚北上,为争夺襄阳,杀荆州刺史王睿(音rui锐)。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袁术同刘表争夺荆州,孙坚为先锋。刘表派大将黄祖在樊城、邓县之间迎战孙坚,结果失败。孙坚乘胜包围襄阳,刘表派黄祖夜晚袭击孙坚,并吩咐兵士埋伏在城南五里的岘山下。果然,孙坚中计,追兵至岘山时,黄祖部兵从竹木林间乱箭齐发,孙坚中箭而亡。这就是著名的樊邓战役。此后,曹操南下争夺荆州,刘备占领襄阳,关羽失荆州等等。这些战役都是各地军阀妄图取得对襄阳的控制,以夺取天下。可见襄阳在战略中的地位。
在樊邓战役后直到刘表去世前,即从公元192年到公元207年之间,襄阳又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
樊邓战役后,孙坚的儿子孙策退回江东,袁术退到扬州。曹操和袁绍间为争夺地盘发生矛盾,爆发了战争。董卓荼(音tu途)毒两京(即洛阳和长安),李��(音jue决),郭汜(音si四)侵扰中原。这时黄河流域一带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于时天下虽乱,荆州安全。”襄阳成了战争的缓冲地带,成了人们流亡栖息之地。当时从各地来此避难的人很多。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素有教养和学识的学者、俊杰(指有知识、能识时务的人)。刘表担任荆州牧后,就在襄阳“开立学宫,博求儒士”,又令从事(郡长官自辟的僚属)宋忠作文学,延朋徒,故“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刘表对这些远道来的学者,“安慰赈赡,皆得资全”。这种“爱民养士”的作风,使归附他的学者、俊杰越来越多。“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士之避难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这时的襄阳,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其中有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司马徽、宋忠、綦母�]、颍容等;有第一流的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有后来在魏国被推为儒宗的邯郸淳、隗禧;有“建安七子”之一的文学家王粲;还有发明水排的韩暨等等。第二部分是各地一些下级官吏、中小地主因战乱弃官而来。如杜畿“会天下乱,遂弃官客荆州。”赵戬(音jian俭),“三辅乱、戬客荆州,刘表以为宾客。”此外,司马芝、杜袭、赵俨、裴潜、来敏、尹默等都先后来襄阳避难。所以史籍概括说:“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第三部分是劳动人民因战祸造成灾难,无法生活,只好流亡荆州。如“关中膏腴之地,倾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
这三部分人来到荆州,不仅带来了北方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有利于开发襄阳,而且在传授知识,培养人才,进行文化交流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北方各军阀的政治和军事信息,对以后诸葛亮思想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刘表任荆州牧时,就把治所从原来的汉寿移到襄阳,从此“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襄阳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襄阳地理条件优越,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被称为“水陆之冲”。从陆路来说:由襄阳往北,经新野、宛(音yuan冤,今南阳市),可到京都洛阳;往南,经宜城、当阳、江陵,可到汉寿(今湖南常德市),再南可至交州,番禺(今广州市)一带。这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主要驿道。东汉时每三十里设一驿站,配有马匹,可迅速传递命令和消息,还有利于物资和文化的交流。
从水路来说:发源于陕西汉中地区的沔水,横贯襄阳、樊城。当时沔水资源极为丰富,江上帆船齐布,百舸争流,成为陕、鄂间主要交通动脉。由襄阳往西,沿沔水经谷城、老河口、郧县可至汉中。折回襄阳往东,可沿沔水而下直达夏口(今武昌)、秣陵(今南京)。
襄阳在东汉时期还是一个经济繁荣地区,是士族、名士聚集之地。襄阳至宜城间“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Z辉,华盖连延,掩映于太山庙下”,诸如庞、黄、蔡、蒯、习、马、杨等名望士族,时人号称“冠盖里”。东汉末年这些家族的代表人物有:庞家的庞德公、庞统、庞林、庞山民等;黄家的黄承彦;蔡家的蔡讽、蔡瑁(音mao帽)蒯家的蒯越、蒯良、蒯祺;马家的马良、马谡;习家的习祯;杨家的杨虑、杨仪、杨�J等。这些大族之间都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荆州牧刘表就是依靠这些人,才在襄阳立脚的。他一上任荆州刺史,就“单马入宜城,而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与谋”,在他们的协助下,刘表才平定了占据襄阳的张虎、陈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镇抚郡县,“江南(指江南四郡,即长沙、零陵、武陵、桂阳)遂悉平”。史载蒯越“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强大”。之后,刘表为了巩固和这些士族的联系,他还娶了蔡瑁的姐姐为后妻。毫无疑问,这种婚姻完全“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刘表政权里,蔡家、蒯家担任职务最高,权力最大。如蒯越为大将军。他们左右一切,控制着刘表政权。可见襄阳世家士族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
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襄阳当时是“境广地胜”,“年谷独登,兵人差全”的繁荣地区。东汉朝廷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襄阳,每年都派得力的官吏来襄阳“督租粮”。当时京都洛阳要大修宫室,刘表为表示对朝廷的忠诚,出人又出钱财,去“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可见襄阳当时的丰饶。史书记载说:“自中平(公元184―188年)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
正由于襄阳南拊江汉,西屏川陕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经济的繁荣,所以历来成为战略重地,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时更成为他们争相霸占的“用武之国”、“御寇要害”。蒯越说得好:“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音xi习)而定。”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长沙太守孙坚北上,为争夺襄阳,杀荆州刺史王睿(音rui锐)。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袁术同刘表争夺荆州,孙坚为先锋。刘表派大将黄祖在樊城、邓县之间迎战孙坚,结果失败。孙坚乘胜包围襄阳,刘表派黄祖夜晚袭击孙坚,并吩咐兵士埋伏在城南五里的岘山下。果然,孙坚中计,追兵至岘山时,黄祖部兵从竹木林间乱箭齐发,孙坚中箭而亡。这就是著名的樊邓战役。此后,曹操南下争夺荆州,刘备占领襄阳,关羽失荆州等等。这些战役都是各地军阀妄图取得对襄阳的控制,以夺取天下。可见襄阳在战略中的地位。
在樊邓战役后直到刘表去世前,即从公元192年到公元207年之间,襄阳又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
樊邓战役后,孙坚的儿子孙策退回江东,袁术退到扬州。曹操和袁绍间为争夺地盘发生矛盾,爆发了战争。董卓荼(音tu途)毒两京(即洛阳和长安),李��(音jue决),郭汜(音si四)侵扰中原。这时黄河流域一带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于时天下虽乱,荆州安全。”襄阳成了战争的缓冲地带,成了人们流亡栖息之地。当时从各地来此避难的人很多。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素有教养和学识的学者、俊杰(指有知识、能识时务的人)。刘表担任荆州牧后,就在襄阳“开立学宫,博求儒士”,又令从事(郡长官自辟的僚属)宋忠作文学,延朋徒,故“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刘表对这些远道来的学者,“安慰赈赡,皆得资全”。这种“爱民养士”的作风,使归附他的学者、俊杰越来越多。“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士之避难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这时的襄阳,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其中有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司马徽、宋忠、綦母�]、颍容等;有第一流的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有后来在魏国被推为儒宗的邯郸淳、隗禧;有“建安七子”之一的文学家王粲;还有发明水排的韩暨等等。第二部分是各地一些下级官吏、中小地主因战乱弃官而来。如杜畿“会天下乱,遂弃官客荆州。”赵戬(音jian俭),“三辅乱、戬客荆州,刘表以为宾客。”此外,司马芝、杜袭、赵俨、裴潜、来敏、尹默等都先后来襄阳避难。所以史籍概括说:“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第三部分是劳动人民因战祸造成灾难,无法生活,只好流亡荆州。如“关中膏腴之地,倾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
这三部分人来到荆州,不仅带来了北方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有利于开发襄阳,而且在传授知识,培养人才,进行文化交流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北方各军阀的政治和军事信息,对以后诸葛亮思想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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