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邓渊编写代记十余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采用编年体。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北魏原有邓渊所撰《代记》、崔浩所撰《国书》等编年史，和李彪、崔光改修的纪传体史书等，为魏收取材所资，今皆亡佚。南朝著作如沈约《宋书》等，魏收当亦得见。他于天保二年(551)奉诏撰魏史，五年(554)完成。虽有高隆之任总监，房延祐等六人协助斟酌，主要由魏收执笔。

　　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

　　魏收(505-572)，字伯起，北齐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他15岁已能属文，显露才华。入仕后，曾任太学博士等职。26岁迁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在东魏，官至秘书监，兼著作郎，定州大中正。入北齐,任中书令,兼著作郎。北齐天保二年(551年)，他正式受命撰魏史。这距他开始接触有关魏史的工作，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当时，文宣帝高洋对他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高洋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怎么样，但他能讲出这样的话，也是难得的。魏收撰《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并不多。据他自己说，可资参考者，主要有邓渊的《代记》十余卷，崔浩的编年体《国书》(一称《国记》)，李彪改编年体为纪、表、志、传综合体国史等，但这些都不是完整的成品；再就是邢峦、崔鸿、王遵业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和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其余就是当时还能见到的有关谱碟、家传。魏收与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博总斟酌”，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撰成《魏书》一百三十篇：帝纪十四篇，列传九十六篇，志二十篇。魏收自认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

　　不料，《魏书》的撰成，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却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有人说，《魏书》“遗其家世职位”；有人说，“其家不见记载”；也有人说，《魏书》记事“妄有非毁”，等等，一时间闹得“群口沸腾”。这场风波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北齐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继过问此事；二是在十几年中魏收两次奉命对《魏书》作了修改；三是于“众口渲然”中《魏书》被有些人称作“秽史”。这最后一条，影响所及，直至于今。

　　魏收是东魏、北齐间的主要作家。“自武定二年(544年)已后,国家大事诏命,军国文词,皆收所作”(《北齐书》本传)。他的年辈小于温子□、邢劭，而文誉齐名，世称“三才”。温子□死后，他与邢劭是北齐文坛两大派的领袖,“邢赏服沈约而轻任□,魏爱慕任□而毁沈约”，“各为朋党”,互相讥讦。当时人祖□评论说:“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大体中肯。

　　以今天的眼光怎样看待《魏书》所引起的这场风波呢？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死人的历史地位直接关系到活人的现实利益，这比封建社会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为突出。唯其如此，门阀地主对其家世、郡望、先人的职位才这样敏感，这样关心。《魏书》的风波，不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直接干预史书编撰工作的一个突出例子罢了。第二，不论是当时的人以《魏书》在记述门阀地主家世时的某些“不实”为理由。还是后人以《魏书》“党齐毁魏”(回护北齐而诋毁东魏)为口实，把《魏书》称作“秽史”，都是不妥当的。曲笔，一向为正直的史家和读者所唾弃，无疑是应当反对的；但也不能因为一部史书存在某些曲笔就全然否定它，以致谥为“秽史”。曲笔和秽史，既有联系，又不可完全等同起来。否则，就会把许多存在曲笔的史书都视为“秽史”，那是极不妥当的。《魏书》的风波所造成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澄清这些问题，是我们研读《魏书》所必要的。

　　《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的史书是记载汉族的历史。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是很妥帖的。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魏书》记述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四世纪末叶至六世纪中叶(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魏书·序纪》还追叙拓跋氏的远祖至二十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却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因此，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说，这两篇志所记述的内容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官氏志》首记官制，后叙姓族，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释老志》记佛、道二教，以记佛教为主。它叙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重姓族，崇佛教，这正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

　　这两个特点，也可以看作是《魏书》的主要成就。

　　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氏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解散了拓跋鲜卑

　　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虽然如此，十志还是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食货志记录了太和九年(485年)的均田令和与此相关的三长制和租调制，是研究北魏和以后三百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材料。关于货币的记载，有助于对当时北魏境内各地社会经济的了解。灵徵志的上卷留下北魏建国以来一百五十年间的各地地震记录。官氏志和释老志是魏收创立的志目。官氏志的姓氏部分列举拓跋部和所属部落，氏族的姓氏和元宏所改汉姓，为后来姓氏书基本材料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拓跋部族的形成和当时各族的部落、氏族的分併离合。释老志叙述了佛教在北方的传播和寇谦之修改道教的经过。志中反映了世俗地主和寺院地主的矛盾，特别是反映了寺院所属奴隶和依附人口所遭到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剥削，这不仅是有关寺院经济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有助于对当时全部封建剥削制度的了解。

　　不管纪传和志，魏书都载入大量无关重要的诏令、奏议，以致篇幅臃肿。但却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例如李安世传载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有助于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剥削的瞭解。书中所载文章诗歌是后人搜辑北魏诗文的主要来源。

　　魏书在宋初业已残缺，嘉祐六年(1061年)曾命馆阁官校勘魏书和宋、齐、梁、陈、北齐、周书。今魏书前有目录序，署名为刘攽、刘恕、安焘和范祖禹，不记年月，大致当在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1067--1070)间。二刘和祖禹都是宋代有名史学家，尤其刘恕精熟南北朝史事。他们作了较细緻的校勘，查出本书残缺为后人所补各卷，并比对了修文殿御览、北史和唐人各种史钞、史目，将补缺各卷的来源“各疏于逐卷之末”，目录中也注明那一些卷“阙”或“不全”。今将补阙各卷的宋人校语移入校记，目录传本错误，有原阙无注，或不阙而注阙，今皆改正。通计全阙二十六卷，不全者三卷。

　　北宋初刻的确切年月无考，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至迟不晚于政和中。这个初刻本当时就流传不广，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曾在四川翻刻魏书和其他六史，这两种本子都没有传下来。传下来的魏书最早刻本也是南宋翻刻，但传世的这个本子都有元、明二朝补版，即所谓“三朝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所谓“宋蜀大字本”，其实也就是这种三朝本。北京图书馆藏魏书善本三部，也都是三朝本，该馆善本书目七三五四号一种和商务印书馆影印所据底本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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