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一本怪书。说它怪，有两层理由。该书包含大量的神怪异物，这些怪物，据说还有预兆吉凶的超自然功能。这些非现实的内容出现在《山海经》这本基本结构形态为所谓的“自然地理志和人文地理志”中，所以显得怪诞，古人并不重视它。明代以前，只有东晋的郭璞认真研究它并做了注解，但是仍然留下许多“不详何物”的字句等待后人破解。

　　郭璞在注解《山海经》的时候，为它配了整套的插图，还写了303篇《图赞》进行解说。这就是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中所说的《山海经图》。此后，梁武帝时期张僧繇画《山海经图》十卷。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载到在唐代业已失传《山海经图》。北宋舒雅于咸平二年(999年)根据皇家图书馆保存的张僧繇之图(已破损)重画《山海经图》十卷。著名画家郭熙的儿子郭思也有《山海经图》。

　　然而，这些古老的《山海经图》都亡佚了。


　　今日所见之古图均为明清以后所画。明代有胡文焕万历二十一年格致丛书本《山海经图》、蒋应镐武临父绘图万历二十五年聚锦堂本《山海经(图绘全像)》、王崇庆万历四十七年《山海经释义·图像山海经》。清代则有《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禽虫典·神异典》插图、吴任臣近文堂藏版《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毕沅光绪十六年学库山房图注本《山海经》、郝懿行光绪十八年石印本《山海经笺疏》、汪绂光绪二十一年立雪斋印本《山海经存》等等。日本刊本的《山海经》图全部采用蒋应镐、武临父绘图，但是另有一部《怪奇鸟兽图卷》则是目前所见唯一的《山海经》手绘彩色画卷。

　　由于这些图画散布在各图书馆，系统阅读颇为不便。2001年，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刊行。该书从十个版本中选编了1000幅图画，并依次解说，为关注《山海经》图像世界的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风行海内外。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此书的增订本。收录范围扩大到十六个版本，选图1600多幅，其中特意收录了一些相关的上古时期出土文物图像，更加贴近《山海经》的实际年代；解说部分也有修订。这是目前最全、质量最好的一部古代《山海经》图选集了。

　　《山海经》与图画的关系

　　《山海经》与图画的关系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从创作过程看，《山海经》是否是据画而作？其二，《山海经》成书之时是否是图文并茂的？

　　朱熹首先发现《山海经》描写异兽多静态描写，并判定该部分是据画而作(《楚辞集注·楚辞辩证》卷下)。一些古代学者也判断《山海经》全书都是根据古图而作。马昌仪系统研究了《山海经》与图画的关系，于2000年在《文学遗产》发表了《山海经图：寻找〈山海经〉的另一半》一文，此后陆续推出《古本山海经图说》和《全像山海经图比较》(2003)两部专著，在学界引起广泛震动。
　　马先生推断：“……《山海经》的母本可能有图，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据图为文(先有图后有文)的书，古图佚失了，文字却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这引发了争论。汪俊《〈山海经〉无“古图”说》承认《山海经》在创作时受到某些古图的启发，但是他认为那些图并非是独立、系统的古文献，汉代以及汉代之前不存在文献学意义上的《山海经图》。

　　郭璞注解《山海经》的时候几次提及所谓“畏兽画”(或“畏兽书”)，以至于不少学者认为它就是古代的《山海经图》。马先生就认为郭璞所说的“畏兽书”就是有图有文的古《山海经》。对此，汪俊也予以否定。他认为郭璞曾经做过《尔雅图谱》和《尔雅图赞》，由此推论郭璞为《山海经图》制作了最早的插图以及《图赞》。汪俊的推论有一定道理。

　　明清《山海经》图的价值

　　当今传世的《山海经》图均出自明清，年代较晚，和原始的《山海经》存在巨大的时代差异，学术界一直忽略了它们。马先生承认这些图与远古的《山海经》图存在本质区别，同时也创造性地指出：“明清古本山海经图以《山海经》的文本为依据，以形象的方式反映了原始初民对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的幼稚认识，自然也反映了明清时代的民众以及作画者、刻工对《山海经》的理解，一神多图或一神多形正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作画者的不同理解的结果，为我们了解《山海经》神话的多义性、歧义性、变异性提供了生动的形象资料。”

　　怎样看待明清时代的《山海经图》，关键在于如何看待神话的演化问题。《山海经》作为远古时代的“自然地理志和人文地理志”，其中包含了不少神话。对于这些神话，后来的人们一直进行着不断的文字阐释和图画展演，这些阐释和展演是对远古神话的继承和发展。其继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古神话，其发展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神话思想在历史上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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