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徽州朴学家治学范围广博，具体课题窄而深。如黄生治学范围涉及经史子集，但具体研究都是从文字、声义上人手。江永、戴震、程瑶田、俞正燮等凡经学、史学、天文、地理、数学、音律等无所不通，但所选题目一般都很小，在这个题目范围内，务必把资料搜集齐全，所著虽多属小篇，但大都极其精锐，如戴震考证礼制的十几篇文章正是如此。

    其次，在治学方法上，徽州朴学家善于提出规律性的问题，发前人所未发。戴震校《水经注》发现经注分别有三种情况：一是经云“某水所出”，以下不再取水名，注则详细记载所纳群川，并详加采摭故实，多次提及水名；二是经文记水所流经州县，称“某县”，注则称“某故城”；三是经例云“过”，注例云“迳”。找出规律以后，校勘就容易了。凌廷堪《礼经释例》将全部《仪礼》拆散了重新比较整理贯通，发现若干原则，将其分为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礼之例、器服之例、杂例八类，寻例析辞，便于学者稽考，方法科学，是经学研究中的一大创造。

    其三，徽派朴学家求实求真，敢于突破前人旧说提出己见。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考证从《易传》到《庄子》、《列子》等包括经史子集各个领域102种经典，或全伪或部分作伪的情况。戴震明确提出 “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答郑用收书》)。

     其四，以名物训诂以通经义，以语义分析阐发哲学思想。徽派朴学家并不局限于考据范畴，戴震曾说：“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又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其道。”(段玉裁：《戴东原年谱》)由此可见，考据对于戴震来说只是手段，将文字训诂与名物制度作为名道的工具，阐发“义理”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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