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集《日暮乡关》

  1935年5月，郁达夫在给林语堂的一封信中说：

  “我去扬州，这时候还是第一次，梦想着扬州的名字，在声调上，在历史的意义上，真是如何的艳丽，如何地使人魂销而魄荡！”

  郁达夫对这趟旅游的期望值太高了，到了扬州，见到那一座新修的城楼，便“觉得兴趣索然”，走进狭窄的街道和低矮的市廛，更觉得乏味。

  这样的情形并非郁达夫一人的感受，叶灵风在《瘦西湖旧梦》一文中，回忆起少年时代去瘦西湖的情景也有同感。

  “那时候的扬州，早已是一个破落户，瘦西湖也像是一座旧家池馆，朱栏已经褪了色，石阶的缝里已经长了青草，到处都显得荒凉和遗忘。可是，到处又还留下一点前代风流繁华的影子。”

  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盐船被毁130艘，死者达一千四百余人。

  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以盐业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

  “荣枯有数”、“盛衰有常”本是事物发展的法则，但任何事物，其盛也决非无由，其衰也自必有因。

  盐业是徽商的主要产业，由明至清，徽州盐商通过对两淮盐业的垄断经营，积累起了千百万的雄厚资本。但随着盐商资本的发达，清王朝对盐业的正杂课税也日益加重。尤其是在赈济、助饷、捐输、报效名义下的勒索，更是层出不穷。诚如时人所称的那样：“官无论大小，职无论文武，皆视盐业为利薮，照引分肥”。

  嘉庆年间，以徽州盐商居主导地位的两淮盐场，苛捐杂税达到92种之多。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100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所捐输的财物共有：白银3930余万两，米2万余石，谷33万石。商人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十数万两，其余寻常捐输则难以枚举。两淮盐商中，徽州盐商占据优势，因此，捐输的负担大多落在了徽商头上。曾任两淮总商之一的歙县大盐商江春，每遇捐输，“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江春也因此陷入“家屡空”的困境。

  鲍漱芳，徽州大盐商，在他的家乡棠樾有七座气势庞大的牌坊，其中“乐善好施”坊尤引人注目。这座牌坊是表彰鲍漱芳在捐输、赈济时的突出表现。嘉庆十年夏洪泽湖涨决之时，鲍漱芳捐米六万石助赈；淮黄大水，鲍漱芳设厂赈济，捐麦四万石，救济灾民不下数十万人；抢修坝堰，鲍漱芳“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公需”。鲍漱芳因此赢得了“乐善好施”的圣谕。

  汪应庚，徽州潜口盐商，“江淮第一观”大明寺、平山堂，还有蜀冈之上万松岭，均由汪应庚捐资修建。雍正九年，海啸、洪灾不断，灾后又流行疫病，汪应庚设药局施医药，救治灾民九万余人；乾隆三年，两淮大旱，汪应庚捐赈银4万余两，又设八个粥厂，救济一个月，接济灾民十万人。乾隆五年，淮南水灾，汪应庚赈银6万两，再设粥厂，救济灾民十万余人。

  助赈之外是助饷。所谓助饷，是指商人捐款以助朝廷的活动。如果商人不能“急公好义”慷慨捐输，那么，他们不仅无法获取经营特权，而且连正常的商业活动也往往会遭到各种刁难，甚至倾家荡产，因而徽商只能咬紧牙关，为朝廷“分忧解难”了。

  乾隆三十八年，因平定大小金川，以徽商为首的两淮盐商一次就助饷银400万两。

  五十三年，又因用兵台湾，徽商捐银200万两以备犒赏之需。

  六十年，协助朝廷湖南石三保苗民起义，捐银200万两。

  嘉庆元年爆发了波及5省、历时9年的白莲教起义，在清政府这次起义过程中，以徽商为中坚的两淮盐商连续6次捐输，共计耗银700万两。

  如此巨额的助饷，即使是挟资千万的徽州盐商也难以应付。

  〖采访内容〗苏州大学教授 刘淼

  总的来说，在几个重大的事件上，徽商都有很好的表现。我们试想一下，当然历史是不能试想的，如果当时徽商不做这个事，可能清王朝迈不过这个坎，有这个可能，当时清朝的财政力量是很弱的，作为国库，他的财政力量是很弱的，他就不得不依靠，当时经过明朝的这样一个长期的经营，要依靠这些大的一些资本集团。

  扬州九峰园的闻名是因为主人、徽州盐商汪玉枢花费巨资收集而来的九座巨型太湖石。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临幸九峰园，一片叫好之后，竟然提出：挑选两座假山石带回皇宫里去。

  皇帝满心欢喜，盐商却是有苦难言。

  频繁地捐输、赈灾、助饷、接驾，此时的徽商已经是外腴中空。

  为摆脱困境，盐商们竞相压低收购价格，并竭力抬高销售价格。有的商人甚至缺斤少两，掺和泥沙，以致“盐色掺杂不可食”。然而，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捞回利润，反而造成私盐的泛滥。尽管《大清律》明定：“凡贩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清政府也对私盐严加查禁，但收效甚微。原先由两淮盐商垄断的销盐市场，因私盐泛滥而丧失殆尽。一些地方“无论城市村庄，食私盐者什七八”。

  嘉庆末、道光初，徽州盐商已经和其他盐商一样，市场丢失，资本蚀空，财源枯竭，濒于崩溃的边缘。

  随之而来的盐法改革，又最后将徽州盐商推上了绝路。

  〖采访内容〗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梁小民

  盐法的变革确实和官盐，就是官方允许经营的盐利润奇高，利润奇高的情况下必然有私盐产生，任何一个行业，引用马克思的话，只要有300％的利润杀头都不怕，所以中国的私盐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什么搞私盐呢？就是盐的成本很低，销售价格很高，利润很高，所以始终有私盐。在清代政府就认识到，这个私盐是堵不住的，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缉私，实际上是堵不住的，堵不住怎么样呢？堵不住的结果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了，没钱了，私盐不交税，所以没钱了，所以就建议改革，就是索性把私盐放开，既然堵不住，就不如放开，放开以后还可以收税，还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私盐的问题而把这个盐法进行的改革，又把这个私盐行业完全放开了。

  道光十二年七月，为整顿盐业，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在淮北废除纲引制改行票盐法。

  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又在淮南仿效实行，于是两淮盐法为之一变。

  所谓票盐法，就是商人不必再购买盐引，只要向盐政设立的机构纳税，就可以领票经营。新法打破了以往徽商垄断经营的局面，商人“不论资本多寡，皆可量力运行，去来自便”。

  废引改票的结果，使徽州盐商失去了垄断盐业的特权，徽州商帮遭受致命一击。

  【采访内容】北京大学教授 萧国亮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徽商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的话，它是因为跟清政府密切的勾结，所以官商结合在一起；那么败也箫何，现在政府不与它结合了，所以它的衰败也是必然的。再可以引用《红楼梦》的一句话，也就是徽商跟政府勾结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清政府到了道光年间，他衰败了，他损了，所以盐商必然要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想是这样一种关系。

  陈去病在《五石脂》中指出：“自陶澍改盐纲，而盐商一败涂地。”

  清代中叶的扬州，主要是靠盐商支撑。一个个大老板的腰包瘪了，这座消费城市也就日渐现出苍老衰败的景象。“楼台也似佳人老，剩粉残脂倍可怜”，昔日建立在盐堆之上的豪宅庭园，似乎在一夜之间化作烟云，随风而去。

  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运河上来来往往风帆鼓荡的盐船越来越少了，随之而来的是战旗飞舞的弘舸巨舰；甲板上大腹便便的豪商巨贾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手持刀剑身披盔甲的骁勇官兵。

  一场战争爆发了。

  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金田地区爆发，战场一路北上，两年之后，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其后主战场又折而东移，太平军占领了有“虎踞龙盘”之称的六朝古都南京，天王洪秀全宣布太平天国定都于此。此后，在西至武汉、东到上海的长江一线及其腹地，太平军与清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拉锯战斗。因此，包括鄂、赣、皖、苏、浙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社会战乱最严重的地区。

  徽州盐商的大本营是扬州，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军屯兵扬州城外，扬州为“江北大营”，切断了扬州城内外的交通及商业贸易，出现了“盐引停运”的情况。

  徽州木商最重要的贸易基地是长江重镇南京。该城被太平军攻克后，即成为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太平天国实行“禁商”的政策：“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因此，南京的商贸活动几乎停止，徽州木商首当其冲。

  徽州茶商和典当商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为主要活动场所，而这些城市的商业环境已经恶劣到令徽州茶商和典当商纷纷歇业的程度。汤氏所辑《鳅闻日记》详细记载了当时常熟城内典当铺遭到抢掠的情况。这些典当铺多为徽商所开。因兵荒马乱岁月中无法进行正常商业活动，常熟城中的“众朝奉”只得携资返回家乡。

  “恐遭劫数，囊金回乡”，徽商的本土――徽州，历来 “未婴兵祸”，是人们逃避战乱的“世外桃源”。然而在这场战争中，徽州也是清军与太平军交锋的最重要战场之一。

  位于祁门敦仁里的洪家大屋是曾国藩驻节祁门的总督衙门，在这些建筑的墙壁上，隐约看见当年太平军攻占祁门之后留下的题字，对这场延续到徽州本土的战争，曾国藩后来提及在徽州的战事，总心有余悸，在他的信中自认与太平军作战，“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无日不战，无战不梗。”

  〖采访内容〗广东社科院研究员 叶显恩

  太平天国的起义也重要，把他们打击得厉害。（徽州）本地，像岩镇那些地方都烧成灰烬，因为总部李鸿章都住在休宁那一带的，本部在这个地方，拉锯战，很恐怖的，我看到有一个材料，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弟来的时候，姐姐拿着刀要砍弟弟拿来吃，这是用手写的，没有印，你可想多么恐怖了，饿的发慌，眼都绿了，所有的什么都毁于一旦的，有一些重要的地下的很多东西都毁了。另外江南地区是太平天国的地盘，在那场拉锯战中，很多徽商也是遭殃的。

  如果说道光三十年以前，盐商是徽商的中坚。那么，道光以后，则是茶商支撑着徽商的残局。

  茶叶贸易是徽商仅次于盐业的大宗商品，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徽州茶业出山，其税每引不过分厘。徽州茶商在清中叶以前得以迅速发展，同清政府这种相对低平的茶业税收政策有关。然而战争爆发后，从咸丰三年筹办“徽防”开始，至同治五年，清政府为筹措军饷太平军，开征“厘金税”。

  【采访内容】北京大学教授 萧国亮

  厘金与太平天国有关系，太平天国兴起以后，就出现曾国藩、李鸿章他们湘军、淮军，当时清政府财政已经很困难了，比如鸦片的赔款等等，所以湘军、淮军军饷就要依靠地方财政，地方财政怎么办呢？就想出了厘金这一招，也就是在许多通商关卡上，设官员来征收厘金。所以厘金的征收对当时，不仅仅是徽商，对中国当时商人的商品流通确实是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的。

  无论是行商，还是坐贾，都要捐助厘金。无论是手工业品，还是农产品，都在纳税范围之内。

  厘金造成的恶劣后果，令商民由富而贫，由贫而至于赤贫。根据史料记载，江浙地区的厘金“半出于徽商”，可见，厘金之累，在江浙一带，多半摊在徽商身上。

  1843年上海开埠后，近代机器工业迅速发展，使上海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和进出口基地，并且辐射到整个长江三角洲和周围地区。但与此同时，周围的传统工商业城市相继衰落，有的完全丧失了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大批官僚、富商、名流从这些城市和附近乡村迁往上海，带去了大量资金，也带走了原居地的市场。

  〖采访内容〗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葛剑雄

  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商业的兴起，特别是上海开埠以后，上海开埠以后，上海产生了中国式的新的资本主义的商业，比如说原来是小铺子，现在有大百货店出来了，原来经营的主要是土特产，或者是农业加工的这些手工艺品，现在机器制造东西来了，比如说洋布，洋油，这些来了以后，当然原来整个这个网络就改变了，本来是它的商品是徽商掌握，它运行的这样的线路，现在呢，比如说很多改从上海输出了，上海本来是也要采购人家的，现在变成他是很大的一个输出轻纺产品的地方，原来商业的格局也都改变了。而且土产品斗不过洋产品，再一个就是交通路线的改变，运河废弃以后，津浦铁路，连下了沪宁沪杭铁路，加上内河的轮船，还有长江的航运这些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了，产品也变，比如在上海很多东西，不是出口的，他出口的吸纳能力可以包括整个长江，比如长江上游中游，四川湖北一路下来产的猪鬃桐油，这些大众商品都集中到上海来了，然后卖给外国人，江南的比如说生丝，原来也是徽商在做，现在生丝的商人把他卖到上海，直接出口了，比如我的老家浙江湖州南浔镇的那些丝商，他们就是很快成为洋买办，和洋商联合起来，洋商财大气粗，他们通过外贸获利又多，所以徽商怎么斗得过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徽商不可避免的就衰落了，甚至在很多领域退出历史舞台。

  1881年，胡雪岩集所有资金，囤积蚕丝，准备与洋商决一高低。胡雪岩邀同行共同完成此项颇有民族气节的壮举，然而，竟无人响应。胡雪岩“欲举一人之力与之旗鼓相当”的愿望终于失败。

  至此，胡氏庞大的集团开始崩溃。

  1883年，胡雪岩事业的基础――杭州泰来钱庄先行倒闭。随后，建立在上海、北京、杭州、宁波、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阜康字号相继倒闭，宣告破产。

  1885年7月，左宗棠在福州病逝，胡雪岩失去了政治靠山。

  1885年11月，胡雪岩去世。胡庆馀堂归文煜所有，“胡雪记”字号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