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遇人访问古籍，凡某书美恶所在，意指所在，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钞刊，真伪如何，校误如何，莫不矢口而出，问难无竭。”[22]所刊《知不足斋丛书》成就极大，传为乡里珍闻。鲍氏之外，以藏书多而闻名天下的还有盐商马氏，其藏书楼多藏稀觏孤本、珍本，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他呈献了776种珍本。更有不少殷富盐商热心文化事业，与名人贤士宴游交纳，其乐陶陶。如歙籍商人程晋芳，“罄其资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延接江淮老宿，赋诗宴饮无虚日”。[23]《新世说》还云：“程鱼门（即程晋芳）在京师，遇文学人，氯灰庀拢延誉不容口。京师为之语曰：自竹君先生死，士无谈处；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其声华之盛如此。”[24]著名学者赵翼、蒋士铨等都在他家寄寓过。此外，还有一些出身于盐商世家的读书士子，如阎若璩、程瑶田、阮元等，都潜心学问，成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由于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有些人即使是中了状元，也是淡于仕宦，专精学问。显著之例为毕沅，他累迁巡抚、总督，位居显宦，却好治经学。曾广集幕僚，编纂图书，有名的《续资治通鉴》，便是由他领衔。又如金榜，以父丧告归，便杜门不出，徜徉林下，专治三礼，以著述自娱。再如洪莹，取中状元后，又奉命当场复试，认真完卷，证明才学确凿，方得平安无恙。然自此不愿追逐宦海浮沉，居家潜心学术。他淹通经史，五经皆有撰述。

    总之，我们可以说，传统的儒学薰陶了徽州商人，使他们具有了与其他商帮不同的特色。而拥有巨额财富的商贾又转过来，推动了徽州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士商之间，互为奥援。科名盛事，乃是其硕果之一。

三

    清代徽商对安徽文教与科举事业的奥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宗族组织这个渠道来实现的。

    在封建时代，政府很少采取发展社会福利和社会文化的措施，用于推行初等教育的投资更是微乎其微。因此，一个地区文化水准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民间的力量。在这方面，我国江南普遍存在的宗族组织，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

    宗族，又称家族，它是我国绵延数千年的宗法制度的产物。所谓宗法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按尊卑长幼关系制定的政治与伦理体制。在明清时期的宗族组织中，孝悌、尊祖敬宗及明尊卑长幼是最重要的伦理原则。而祠堂、宗谱、族田则是维持宗族存在的主要条件。族田是家族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靠它把族众团聚在一起；祠堂和家谱则用以尊祖敬宗，强调血缘关系，从意识形态方面维系家族制度。比较而言，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家族组织尚属稀少，真正普遍盛行的是南方地区。如江苏，“兄弟析烟，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焉。”[25]徽州地区，“城乡聚族而居”，“家多故旧，自唐以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26]徽州各大宗族都按一家一族来建立村寨，形成一村一族制度。随着宗族的繁衍，有的虽然分居外迁另建村寨，也仍保持派系不散。清初人赵吉士曾记述道：“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g；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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