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日书》涉及的年代从战国中晚期直到东汉晚期。仔细比较简帛《日书》，可以发现其中有些基本差异乃是由于历法的不同所造成的。比如，战国时期楚的历法是以荆夷为岁首，相当于秦颛顼历的四月(巳月)，在九店楚简《日书》中有一篇“建�”术，就是以刑夷开始以“建日”为首的占术体系，但这个体系在纳入睡虎地秦简《日书》后，被改造为以“�q(��)日”为首，以十一月(子月)开始的新形式。经过调整改造之后，楚简《日书》中的“建�”和“结阳”就都被纳入到以秦系为代表的“建除”术中，并一直延续下来。楚系的“建�”、“结阳”全都失传了。

　　不过，从《日书》的书写形态和表现内容看，不同时代的《日书》彼此之间的差别其实是很小的。它们都是根据自然的时间节律来安排人世间的生活，关注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衣食居行、生老病死诸方面。尤其让人称异的是，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人字”，不仅见于香港中文大学藏汉简《日书》和马王堆帛书《胎产书》，还见于现今仍在港台地区流行的通书《轩辕黄帝四季诗》和彝族民间选择文献《玄通大书》，其书写形式和表现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可见《日书》这一类东西，历经2000多年的时间洗礼，仍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经久不变的一面。

　　简帛《日书》的出土地域，主要在南方楚国故地和西北地区，前者多出自墓葬，后者多出自遗址。全国其他地区尚没有发现或发现甚少，但并不表明当时这一类东西没有流传，只不过当地的地质条件和地理环境不适合保持竹简和丝帛材料罢了。从已发现的不同地区的古代《日书》材料看，也是相同的方面远超相异的方面。我们试比较楚地楚简九店《日书》、楚地秦简睡简《日书》和秦地秦简放简《日书》，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书写形式还是表现内容方面，三者都基本一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这就说明，在秦统一全国之前，社会基层的文化面貌和民众心理，已经渐趋一致。过分夸大秦统一前的地区文化差异，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出土《日书》的墓葬墓主多为社会中下层庶民、士人和低级官吏。西北地区遗址所出《日书》简，也是屯戍士卒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实用文书。因此，《日书》所反映的是社会基层日常生活的实态，是我们研究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基本素材。我国传统史学以王朝为中心、关注王朝的兴衰和统治上层的生活，对社会基层的历史、一般民众的生活注意不够。在研究明清及以后的社会生活史时，我们可以通过方志、私家著述和民间调查来弥补，但对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史，则没有这些便利。简帛《日书》的出土面世，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早期社会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

　　《日书》文本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以天文历法为经，以生活事件为纬，共同交织成一幅日常社会的多彩画卷。《日书》涉及的天文学，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有关实际天象或与天象有关的知识。在九店楚简《日书》中，有一篇《星朔》，专讲各月合朔所躔之二十八宿，类似的内容见于《淮南子・天文》。在睡简《日书》中，有一篇《玄戈》，依据玄戈、招摇等星每月在天空中的位置和指向，来占断人事的吉凶。不过，这一类记述，很多与当时的实际天象无关，而演变为一种以天象为依据的符号化体系。其二是有关历法的知识。《日书》的内容，多系于某月某日之下，以“时”序“事”。

　　而连续完整的时日的安排，有赖完善的历法体系。战国秦汉时期的历法非常复杂，不同的历法体系导致《日书》编排体系的不同。根据这些材料，不仅可以修正传统史书中关于“三正”和“六历”记载的讹误，而且我们发现，《日书》中还保存了大量的以二十八星宿记时的资料和以七日为周期的“星期制”，如果再联系其他考古发现，则可以对二十八宿的起源作出新的解释，对“星期制”传入我国的历史重新认识。

　　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观察，《日书》以“时”序“事”，将人事附著于天文，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日书》占卜的内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生老病死，衣食居行。”《日书》对一个人出生常常从时间、地点等各方面进行预测。比如，在流沙坠简中，有一条占文写道：“生子东首者，富；南首者，贵；西首者，贫；北首者，不寿。”这是依据生子时的方位占卜。睡简《日书・生子》篇则根据时日干支占卜。有一条简文说，庚寅这一天出生，“女为贾，男好衣佩而贵”。我们知道，屈原楚辞《离骚》称“惟庚寅吾以降”，屈原出生在庚寅这一天，而楚辞中有大量关于衣饰的描写，这恐怕不是偶然的。我们只要将《日书》中的这一类材料集中起来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民众对于一个人的未来的期待，以及对于个人事业是否成功的标准所在。

　　婚姻嫁娶是人生的另一大关节，《日书》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也十分丰富。在讲到是否适宜于嫁娶的时日时，往往还和历史上著名的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包括禹娶涂山氏、织女与牵牛、女娲等等。而婚嫁的对象的容貌、品行，也常常是时人关注的焦点，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民众的择偶标准和日常审美观念。至于人的病老，更是《日书》中的重点，在睡简《日书・病》篇中，讲到人生病的原因时，有多处提到恶劣的环境和不良食品，可见当时已经有了环境卫生的意识。

　　在衣食居行方面，《日书》尤其重视居和行。九店楚简《日书》和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各有一篇《相宅》，讲居室房屋的环境选择，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战国时期民居的基本形式，附属建筑物以及房屋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楚简《日书》多有宗教性建筑祭室、弼堂，秦简《日书》则多有与农牧业生产有关的圈、�酢�铩⒕�，反映了楚、秦文化的一些基本差异。

　　《日书》基本上不涉及军国大事和公共事务，它关心的只是个人的生老病死和衣食居行，在讲述这些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琐事时，它并不是明白直接地道出，而是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这件神秘外衣的根子就在于五行学说。透过五行学说的迷雾，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古人日常生活的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