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成书在明代万历六年，但直到万历中期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时，李时珍的儿子将它献出，才刊行天下，这时候李时珍已经去世。《本草纲目》面世，的确成为李氏所期望的“昭代之典”，但有意思的是，这本著作当时的影响，似乎不在医界，而在于士大夫文人中。《明史・李时珍传》中说：“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明代士大夫文人为什么对《本草纲目》有这么大的兴趣呢?也许那时的社会普遍讲求奇技淫巧，形成一种时代文化风气，《本草纲目》作为一本“实赅物理”的奇书受到青睐，也就不太奇怪。从时代风气上看是如此，但我觉得更主要的还与士大夫文人喜欢药的传统有关。

　　从大处讲，中国士大夫文人对药物的爱好，是出于一种自然爱好和慕求。一些古老的著述之所以成为士大夫文人的必选书，比如《山海经》、《淮南子》、《十洲记》、《列异记》等，其中对山川地理、风物出产、草木果蔬、鸟兽虫鱼的记录描摹，满足了古代中国文人感受、认知、亲近和归化自然的内在需求。与上述诸书同时的《神农本草经》，同样也以它的自然之本体的旨意，使中国文人一开始就与药物之间结下了夙缘。“药物”二字，吸引了文人的注意力，但他们关注的不只是本草学知识，而是自然与生命的某种真实状况，关注药物怎样使人与自然保持平衡与同一的先天关系。由于这种自然观的影响，中国士大夫文人对药物的爱好，后来又特别发展到对丹药的热衷上面，从初时的海上方，到后来的五石散，再到后来的黄白术，古代文人寻找和追逐这些可以使人的生命获得与自然一样长生永存的药物，可以说发挥了无穷的想像力，投注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也付出了成千上万人牺牲的巨大代价。丹药当然不可能使中国文人得道成仙，他们所有关于长生的愿望最后都被证明不过是一种热烈的虚妄。然而过去的时代里，那么多智慧才能之士，像魏晋时的“竹林七贤”一类人物，像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和宋代大文豪苏轼，都曾经把生命的希望寄予丹药，这大概只有从中国文人一贯遵从自然：投身大化的历史思路里，才能得到更为切近的心理解释。明代文人家有《本草纲目》，这种对本草学的文人化的阅读，再一次向历史敞开了中国文人那种经久不变的生命和自然情怀在这里，李时珍的学术贡献，也许就在于通过他的这部著作，为同时代文人接续了自然的命脉。明末为李时珍写传的顾景星评说道：“李公份份，乐道遗荣，下学上达，以师古人。既智且仁，道熟以成，遐以媲之，景纯通明。”把李时珍与注释《山海经》、《穆天子传》的郭璞以及著名的方士陶弘景等量齐观。在他的笔下，李时珍显然不单是一个药学家，而是一个弘扬自然之道的人。 

　　李时珍之后，为士大夫文人爱读的这方面的著作，要算清代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这两部书纯粹记述植物，前一本收入植物一千七百十四种，附图一千七百多幅，后一本书主要辑录古文献中有关植物资料，收入植物八百三十八种。吴氏著作保持了“本草”精神，所以在解说植物时，还是侧重在植物的药性上，这与其说吴氏的植物学还没有与中国古典本草学完全分离，不如说吴氏对药的价值的重视，仍然保留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特点。因此，与两百多年前的李时珍比较，吴其浚19世纪对植物的记述，也许已经比较符合科学分类的要求，以至成为一部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植物学专著，然而对于文人的阅读来说，他们读到的并不是什么科学，而是自然，它比《本草纲目》提供了一个更独立、更完全的植物世界，从而使阅读成为对草之本更加单纯的追思。作为清代有名的文人，吴其浚写作《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这两部书，那种“格致”功夫中所包含的用意，未必不是中国文人追思自然心情的自觉表现。虽然时代已经到了古典的尾声，可你还是不能忽略中国文人寄寓在“本草”一道之中的精神轨迹。之所以在李时珍之外，谈到吴其浚，即出于这样的基本想法。 

　　又是一百多年时间过去了，现在除了专业人员，恐怕很少有谁还会提到吴氏这两部书，至于文人的阅读那真是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中，似乎只有已故作家汪曾祺认真说过《植物名实图考》。他在放逐于荒漠的边远地区时，行囊里面就有这本书，于寂寞的夜晚读那些古典时代的植物，他读出了无限的人生味道，于是他就成了吴其浚在20世纪的一个知音。现代人在科学的主宰下，早已中断了自然之思，而自然的真相也就在人们的长期漠视下隐遁而去。有感于此，我觉得，现代人如果能读读吴其浚的这两本著作，从中多体会一点古代文人那种运思自然的心意，也许多少会有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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