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约公元前680年-前610年)，原名孙阳，春秋中期郜国(今山东省成武县)人。在秦国富国强兵中，作为相马立下汗马功劳，得到秦穆公信赖，被封为“伯乐将军”。伯乐后来将毕生经验总结写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相马学著作――《伯乐相马经》。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军事的需要，马的作用已十分凸显。当时人们已将马分为六类，即种马(繁殖用)、戎马(军用)、齐马(仪仗用)、道马(驿用)、田马(狩猎用)、驽马(杂役用)，养马、相马遂成为一门重要学问。孙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相马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事业。孙阳从事相马这一职业时，还没有相马学的经验著作可资借鉴，只能靠比较摸索、深思探究去发现规律。孙阳学习相马非常勤奋，《吕氏春秋・精通》说：“孙阳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 

　　少有大志的孙阳，认识到在地面狭小的郜国难以有所作为，就离开了故土。历经诸国，最后西出潼关，到达秦国，成为秦穆公之臣。当时秦国经济发展以畜牧业为主，多养马。特别是为了对抗北方牧人剽悍的骑士，秦人组建了自己的骑兵，故对养育马匹、选择良马非常重视。

　　孙阳在秦国富国强兵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以其卓著成绩得到秦穆公信赖，被秦穆公封为“伯乐将军”，随后以监军少宰之职随军征战南北。伯乐在工作中尽职尽责，在做好相马、荐马工作外，还为秦国举荐了九方皋这样的能人贤士，传为历史佳话。 

　　伯乐经过多年的实践、长期的潜心研究，取得丰富的相马经验后，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整理。他搜求资料，反复推敲，终于写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相马学著作――《伯乐相马经》。书中有图有文，图文并茂。《伯乐相马经》长期被相马者奉为经典，在隋唐时代影响较大。后虽失传，但蛛丝马迹在诸多有关文献中仍隐隐可见：《新唐书・艺文志》载有《伯乐相马经》一卷；唐中叶张|写的《朝野佥载》、明人张鼎思著《琅琊代醉编・伯乐子》和杨升庵著《艺林伐山》中均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1973年11月到1974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就有一部失传已久的《相马经》帛书。《相马经》帛书上共七十六行、五千二百字，其中残缺五百字(有二百字可以查补，有三百字无法处理)，因为这部古书没有相当的今本可以查对，所以一些内容，我们无法完全了解。但其第一篇就写到“伯乐所相，君子之马”，并且多次延用相马“法曰”和“吾请言其解”的措辞，说明这部相马经即使不是伯乐相马经原文，也是传承、吸收和发挥了《伯乐相马经》的成就写成的。此《相马经》内容包括经、传、故训三部分。

　　经文部分，用韵文写成，类似于描写诗或赋。它把相马法的要领概括为：“得兔与狐、鸟与鱼，得此四物，必相其余”。具体说就是：“欲得兔之头与肩，欲得狐周草与其耳，与其肫，欲得鸟目与颈膺，欲得鱼之耆(鳍)与脊”。形象生动，言简意赅。帛书《相马经》的出土，展现了伯乐相马经的丰富内涵，也证明了《伯乐相马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相马专著在中国养马学、相马学等领域里的重要地位。 

　　伯乐在相马事业上孜孜探索，在研究医治马病方面也不懈追求，成为春秋时期著名的畜牧兽医。有《伯乐针经》、《伯乐疗马经》、《疗马方》、《伯乐治马杂病经》等传世。在后世兽医学术的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兽医针灸发展探源》(作者为台湾大学畜产系教授林仁寿博士、柯飞、吴雨新博士)一文记述：春秋战国时代秦穆公时的监军少宰孙阳，擅长相马，精通兽医，后世尊颂，以其名而命名的兽医第一部针灸书――《伯乐针经》，为民间兽医用针之重要依据，历代畜牧兽医经典内均有针灸治疗的记载。台北市仁爱动物医院发行的《宠物情事电子报》，也有类似的说法：春秋战国，已经提出狂犬病、疥癣、牛猪寄生虫的人兽共用药物……秦穆公时的孙阳，擅长相马，精通兽医，其第一部针灸书《伯乐针经》，为民间兽医用针之重要依据。可以说，《伯乐针经》的出现，标志着家畜针灸学的形成。   

　　伯乐去世后，葬于故里。墓地就在今成武县伯乐集镇驻地伯乐村前。20世纪50年代犹存明嘉靖重修孙阳伯乐墓，虽饱经风雨和磨难，今墓址仍存。20世纪70年代，曾于伯乐墓前挖掘出伯乐残碑，上有篆书“孙阳”。 

　　现今伯乐集村孙姓村民口碑代代相传，都认伯乐是他们的“老爷爷”。村民们清明节都要来到伯乐墓给“老爷爷”烧纸；平时说话还避“伯乐”之讳，把韩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话，改为“千里马常有而老爷爷不常有”。(见《伯乐墓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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