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治者的民族意识    

　　唐的开国者李渊的祖父是北周八柱国之一的李虎，而李虎的祖上并非是其所宣扬的李广的后裔，陇西的望族。据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考证：李渊一族实为河北赵郡李氏，这个支派定居在拓拔氏北魏统治下的西北，与非汉族的部落贵族实行广泛的联姻。李虎的先祖中的两个人――李初古拔和李买得，从姓名可以看出，是袭用了汉族的李氏姓，可能是鲜卑人，也有可能是人或者是其他民族的人，身世有点像金庸先生笔下的韦小宝，也许李唐王室本身就是“杂胡人”。    

　　正是由于李唐王室本身的不明朗的民族性，其所表现出的汉族正统思想不强，其民族隔阂意识也较弱，其统治的开放性也是历代统治者所不具有的。史载：太宗起兵太原，与酋长结“香火盟”，谊同骨肉，其民族心理可见一斑。太宗时就曾重用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何力等，可见，玄宗重用蕃将也是“祖上遗训”。又由于唐王朝的支柱是关陇和代北两大士族，代北士族大部分是少数族，这也使唐王朝统治者使用蕃人十分自然，没有隔阂。    

　　(二)兵制变革的影响    

　　府兵之制始于隋朝，唐承隋制设置府兵。府兵制度的弊端在唐初就已显见。《贞观政要・纳谏篇》：“(魏)征曰，‘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心’。”这里所说的“国家卫士”即指府兵。太宗时，善用蕃将，因为蕃将多为部落酋长，其统帅的蕃兵的战斗力远优于府兵。到玄宗时，府兵制已经捉襟见肘，宰相张说建议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种堂皇的计划，犯着官僚主义的弊病，以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去笼罩真人实事。随着募兵制的实施，内地与边疆的兵力配置比例发生了逆转，出现了“金字塔倒砌”。    

　　由于边区兵员需求量大，在边区的招募兵额随之增大，而边区多为少数族聚居区，所招之兵多为蕃兵，蕃兵骁勇，累战功提升成蕃将的人很多，蕃将又提拔下级蕃将和蕃兵，蕃将在军队的势力日益滋大，如安禄山曾邀准玄宗以蕃将三十余人代汉将。在兵制的改革与完善中，节度一方的蕃将下既有蕃兵又有蕃将，可谓是拥有一支既听话又善战的嫡系部队了，这为蕃将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壮大自我的环境。 

　　(三)李林甫的阴谋    

　　玄宗时蕃将受宠信的最直接原因，要归结于李林甫的实权固位的措施。《旧唐书・李林甫传》：“开元中，张嘉贞、王p、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李)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矢当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亦无党援。’帝以为然，乃用(安)思顺代(李)林甫领朔方节度使。自是高仙之、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李)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   

　　公元747年李林甫借助安禄山的势力打击了西北藩镇的领袖王忠嗣，并利用太子一案将王忠嗣和皇甫惟明牵涉进去，他向玄宗说明让那些可能有干预朝政野心的高级的和有才能的官员控制藩镇，实属危险之举，硬要玄宗推行一项他精心制订的政策：把边镇将领置于非汉族节度使之下。李林甫认为这些节度使的野心只在军事而不在政治方面。许许多多的蕃将因为该政策终于能够如沐春风、大显神通了。《资治通鉴》载：“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安)禄山，使宫女以彩舆舁之。”蕃将受宠竟如此！    

　　《旧唐书・李林甫传》论说：“(安)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其实，玄宗重用蕃将只是安史之乱的背景之一，并非是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黄仁宇教授曾指出：蕃将受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防组织与文官官僚组织性格上的互不相容的形势。简而言之，国防组织是一种需要有组织重点，能发挥迅速确实的功效的一种结构；全国官僚机构的组织则需要先以仁义道德的立场，造成行政的逻辑，一意保全大体，愿意牺牲局部。是这两种互不相容的体系的冲突引发了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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