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国学热不断升温。我常有机会去讲话，关于国学我总要谈到一点，国学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非常的广博，非常的复杂，可是在国学里面它有一个主流，这个主流是儒学；儒学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经学。我到处都这么说，不是因为今天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经学：知识与信仰”的会议，才说这个话。我讲这个话，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我讲的是历史事实，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儒学是主流，它所占的比重和影响都特别大，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不研究经学，不了解经学，应该说就没有把握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我这样讲不是价值判断，不是说经学是好是坏，而是一个事实判断，是一个逻辑推论。这一点，我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学术界同仁和社会公众的认可。

    刚才纪宝成校长回顾了经学从学科目录中被抹去的历史，这有当时的历史原因。当时由于强调接受西学，在这种情况之下，蔡元培先生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对于这一问题怎么评价，大家可以见仁见智。可是经学被取消后，几十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确实发现了问题，那就是经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禁区，很少有人愿意去研究它，很少有人愿意去碰它。对这个禁区打开一个缺口的是我们很尊敬的一位前辈先生，周予同先生。还记得周予同先生在建国之初就提出经学的研究，周予同先生去世后，他的大弟子朱维铮教授为他编了一本经学史论文集。应该说，那个时期在文章中谈论经学的是很少的。周予同先生曾提出一个著名论断：经学时代已经结束了，可是经学史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句话影响很大，我前些年也曾经多次引用过。因为这句话有一个正面的效果，就是给经学研究留下一块空间。很多人做经学史研究都要引周予同先生这段话，这句话的作用就在这里。大家可以看看周予同先生的著作，他是做经学史研究，实际也包含着经学研究。由此可见，这句话是周予同先生煞费苦心的一个提法。可是这个提法也有一个问题，今天在座的各位不见得会同意他的观点。这个提法首先是“经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里面实际就暗含着经学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了，――不然为什么经学时代会结束呢？当然周予同先生关于“经学时代”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认为经学时代是经书可以指导人生、指导政治、建构国家结构、引导国家方向等等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可是儒家的五经、十三经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吗？今天不少学者说，儒家的经，经过研究，不仅对于今天，对于未来的中国，甚至对于全世界的文化都可能有所贡献。

    今天经学史当然是需要研究的，在座的姜广辉先生主持编写的《经学思想史》，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经学的历史，我认为非常好。可是我们对于经学本身，包括经本身，还应有全方面的研究。刚才纪校长讲了，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学，毛泽东说过要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进行总结。我们今天不仅仅要做经学史的研究，也应该做经学本身的研究。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研究经学？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说句实话，我个人并不清楚，需要和大家一起探索。

    我虽然见过周予同先生，但是没有机会向他请教，也没听过他的演讲、上过他的课，所以我不太清楚周先生的提法是怎么得出来的。我个人猜想，他是不是受到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影响？当然我要向大家说明，“六经皆史”这个说法不是从章学诚开始的，明代已经有人说过了，明代甚至不止一个人说过，当然他们说的内容不同。可是“六经皆史”的提法在章学诚那个时代，本身就是经学义理衰退的一个表现，或者说是六经的政治指导作用、现实指导作用衰退的一个结果。如果“六经皆史”，那么一定程度上六经都是史料，它就没有义理的价值，没有指导现实人生的作用，没有那么神圣了。所以“六经皆史”的一个意义就是，六经已经过去了，它的义理在今天已经不再有作用了。所以在章学诚以后，有学者就反对这个命题，比如香港的饶宗颐先生。饶宗颐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访问记，他特别提出不赞成“六经皆史”，因为“六经皆史”是“夷经为史”，“夷”就是“平”，他认为“经”实际上是从“史”里面提高出来的，是高于“史”的。现在你把它压平了，把六经都变成史，这就是“夷经为史”，他是不接受的。我个人不说我支持还是反对饶先生的意见，但是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意见，饶先生提出这个意见，与他建设中国的新古典学等提法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值得大家特别关注。

   在中国的历史上，“经”的作用与地位与“史”是不一样的，虽然古人说，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左经右史。可是二者在历史上、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不能认为“经”与“史”是相等的，如果说这二者是相等的，那就等于把“经”在历史上或者说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否定了。这是我想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谈谈清代学术的一个特点，就是门户之见，也是我经常讲的。我们研究经学，确实要花相当大的力量来研究经学史。因为经学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如果今天哪位要做新的经学，你不能不在历史的基础之上，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来做工作，因此就必须研究、讨论经学史。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做经学史研究，就必须对前人有一个超越，有一个纠正。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经学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经学史的书或者说论文最早是写作于什么时候？我想是在晚清，是从皮锡瑞、刘师培开始的吧。其实学术史包括经学史章太炎也谈得很多，侯外庐先生就说过，他的学问是从章太炎来的，他是继承章太炎的――这是他多次跟我讲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清代的学术不能不说存在着一些偏向，或者大胆一点说是缺点。这个缺点是清代很多学人不能避免的，就是门户之见。他们讲门户、讲门派。首先是讲汉宋，汉宋之后汉学里面再讲古文、今文，最后讲到今文学派。所以它是越分越窄，我们现有的一些经学史著作都不可能完全避免这个缺点。而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写经学史的话，这个缺点一定要避免，再不能从门户的角度看经学史、学术史的发展，因为那样会造成很多问题。如果你是汉学的立场，主张汉学打倒宋学，一下子大家都不知道宋学了，一下子从唐代晚期跳到了明末清初。这中间通通都否定了，没有多少书可读了，所以说书不读汉唐以下，不是不读，而是你已经否掉了，没有啦。再下一步，又分出今古文来。老实说，真正属于今文学派的有几本书啊？没什么东西啦。就剩下董仲舒、《公羊》的何休注，更早可以追溯到《尚书大传》，还是残片，没有什么东西了。所以你如果写汉代经学史，从董仲舒就直接到汉末，到郑玄、何休了。中间没什么，中间这些东西都被否定了，讲不出来了，都变成支离破碎的了。所以很多经学成果，很多遗留下来的东西都被忽视了，所以以前的经学史往往是门户之见的产物。当然，我这个说法可能很荒谬，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哈哈)

    我还想讲一点，可能有点不太合适。因为我是清华哲学系的学生，我的老师之一就是冯芝生冯友兰先生。冯友兰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中国哲学史首先是一个子学时代，然后是一个经学时代。这个已经变成常识了，不仅是中国人的常识，也是国际上研究中国哲学或思想的常识。但我认为这个说法可以修改，我居然大胆说这种话，说明我早就不配做清华哲学系的学生了。(哈哈)可是事实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所谓经，应该说在先秦已经存在，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清华简。你们看清华简里属于《尚书》的部分是怎么抄写的，跟其他的一些书是不一样的。它的字工整极了，跟西周金文一样，绝对不像上博简的文字。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经，经写的时候就要工工整整，就大不相同。我们说经是什么？当然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诗》、《书》、《礼》、《乐》都不是在孔子那个时候才有的，而且在孔子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崇高的地位，不管它叫经不叫经。我们看《左传》、《国语》里面，当时的贵族都是在讲《诗》、《书》、《礼》、《乐》的一些问题，将其作为一种经典来引用。《诗》、《书》、《礼》、《乐》都是经典，人们可以对其引用、发挥，至于理解的对不对，那是学的问题，解释的问题。所以你能说当时没有经学吗？没有经学的位置吗？孔子“述而不作”，删定六经，他也是做经学的工作。所以说经学是从孔子开始的，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可是你说当时就没有经学，孔子传播的六艺与其他学说是完全平等的，我看并不如此。事实上，当时所有人所受的教育，都是来自六艺，来自《诗》、《书》、《礼》、《乐》，不管他赞成还是不赞成。比方说墨子，墨子也讲三代，也讲。这属于他们的传统文化，是他们都回避不了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值得检讨的。因为1956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一批竹简，我看到竹简上有三代、等概念，就认为这一定是儒家的作品，可是后来被证明是墨家的。就是因为儒家与墨家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源头，受到相同的教育，所以他们会使用相同的概念，有相近的主张。这些都属于经学，尽管当时还没有经学名称。当时经学的影响，不限于邹鲁的缙绅之士，从郭店简、上博简还有清华简来看，六艺或经学在当时的楚国也有很大影响，楚国主要是一少数族群荆楚聚集的地方，当时主要流行的是儒学和道家思想，此外没有见到其他诸子。郭店简的墓葬约为公元前三百年，这个时代就是方以智所讲的“三子会宗”的时代，孟子、庄子、屈原都生活在这个时期。在郭店简中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已有系统的表述，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楚国是怎样的一个文化面貌。所以这些问题，既是经学的问题，也是今后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重要问题，谢谢大家！

    (此文为作者在“经学：知识与信仰”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李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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