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宗孔子“诲人不倦”，一生从事文化教育的时间长达数十年。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在众多学生中，颜回最得孔子之意，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颜回好学，能自我改善。

    孔子极为好学，他自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博学于文”，也以“文”(他勤奋学习所掌握的《诗》《书》《礼》《易》《乐》等文化知识)教授弟子。不过，孔门学问中比“文”更重要的“学”，是培养君子德行和进行人伦道德实践，因而孔子强调：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在孔子看来，道德行为的培养比掌握文化知识更为重要。他说：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

    孔子教学内容广泛，其中最根本的学问是德行。《论语・先进》按照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分科记录了孔门优秀弟子名单：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这个排行榜印证了孔门学问首重德行。孔子认为学习者的首要任务是改善自身，把自己培养成道德“君子”。

    培养德行的正确路径在于能够“反求诸己”。他指出：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

    “为己之学”是将所学真知运用于自己的生命实践，真实地改善自我；“为人之学”则是以知识技能示人，以之获取功名利禄。

    《礼记・大学》概括了儒家的为学目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随即指出，达成“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目标的路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格物”是观察学习，“致知”是掌握真知；“诚意”、“正心”是“学而时习之”，学以致用，把所学真知落实到培养君子德行的生命实践中，改善自己的生命状态，端正内心，使自己成为善良真诚、正直平和、独立不倚的有德君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综合而言就是“修身”；通过自己“修身”而感化、影响、端正家人，使家庭和睦幸福，就是“齐家”；能够“修身”、“齐家”的有德君子到社会上担任政治职责，推行仁义之道，亲民安邦，开创出和谐安宁的政治局面，就是“治国”、“平天下”。

   可见，孔子的最高理想虽然是安民平治天下，而孔门学问的根本却在于“为己”“修身”，即先改善自身，使自己成为能行仁义的道德君子。颜回之所以在孔门德行科名列第一，是因为在实践“为己之学”方面，他是最优秀的弟子。《论语》中两次纪录了孔子称颜回是唯一“好学”的弟子。

    《论语・雍也》：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论语・先进》：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颜回比孔子年轻三十岁，死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孔子去世的前两年。说上述话时，孔子已年逾七十，他认定弟子中只有颜回“好学”，是教导过众多学生后的盖棺之论。

    孔门弟子中不乏博学多能者，也不乏就任高位、享受厚禄者，孔子赞颜回“好学”，列举的事实并非颜回善于博闻强记，或者能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功成名就，而是说他能够“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是心态平和，情绪稳定，善于改过自新。颜回能“反求诸己”，学以致用，端正自己，这正是孔子提倡的“为己之学”。“为己之学”的目的在于变化气质，培养德行，将所学真知用于改善自己的生命。在孔子看来，能够致力于“为己之学”的学习者才称得上“好学”。

    其二，颜回成仁，能安然乐生。

    孔子本人安生乐生，精神乐观，生活愉快。他说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的人生表面上挫败不顺，实际上幸福成功。

    从生命经历来看，孔子的一生不足以“安乐”，反足以“忧惧”。他幼年无父，少年失母，早年困窘贫贱，晚年连遭妻、儿之丧；他博学多才，道德高尚，富有修养，却不为当政者所用所容；他长期周游列国，致力于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推行仁义之道，却四处碰壁，屡陷困境，不只一次遭遇生命危险。孔子有足够的理由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一生进德修业，乐观积极，自强不息。

    颜回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孔子自身的人生写照。师生俩都不为环境所困，心态乐观，精神豁达。颜回家境困窘，生活匮乏，却安生乐生，心境愉悦，他的人生貌似贫寒潦倒，实则随遇而安，平和喜乐。孔子赞美颜回：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宋明理学开山者周敦颐向弟子程颢、程颐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论语》中就能找到。“成仁”是孔子颜回能“乐”的关键所在。孔颜之乐是不受欲望宰制、不为环境左右的仁者之乐。孔子指出：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孔颜师徒能够“长处乐”，所“乐”正是有德“君子”的“成仁”之乐。“仁”是儒学的核心价值，是“德”的本质所在，因而孔子认为：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论语・里仁》)

    “成仁”能使人超越声色食货感官享受，能使人漠视顺逆荣辱外在境遇，能使人“久处约”、“长处乐”，遭遇贫寒困苦、颠沛险阻都能“不改其乐”，因而“仁”比富贵、食色更有价值。君子“成仁”，就是要以“仁”立身，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

    孔子指出，精神价值“仁”不仅高于声色富贵，还高于肉体生命：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从《论语》中可见，孔子很少以“仁”赞许人，在他的学生中，唯有颜回被认为能“成仁”。他赞扬颜回：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

    “仁”的内涵丰富。综合《论语》中有关“仁”的条目可知，“仁”是超越小我，不自我中心，不自私自利，不主观专断，不刚愎自用，不固执己见，不怨天尤人；“仁”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爱人”，“知人”，同情人，理解人，帮助人，成人之美，“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是善于反省，改过迁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诚信忠厚，仁人爱物，博施济众，身居陋巷、心怀天下；“仁”是理智稳健，中庸平和，情绪稳定，不偏颇极端，不纵情任性，不大声以色，不暴躁鲁莽；“仁”是刚毅正直，独立不倚，和而不同，言行一致，不巧言令色，不做表面文章，不圆滑世故，不虚情假意，不口是心非；“仁”是坚持道义，怀抱理想，不放弃原则，不曲学阿世，不同流合污；“仁”是孝悌忠信，实践善良道德，善于向有道者学习，下学上达，敬天知命，安然顺受，以德配天。

   孔颜师徒是具备上述丰富精神品质和健全豁达心态的“仁人志士”，因而能够“仁者不忧”，安生乐生。在忧患挫折的生命历程中，老师孔子能“乐而忘忧”；在贫寒困苦的生活境遇中，学生颜回能“不改其乐”。

    在为学成仁方面，颜回是步老师后尘的忠实后学；在实践儒家核心价值仁义之道方面，师生俩志同道合。孔子引颜回为知音同道，他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用”就是要行仁义之道，如果行不通，那么宁可“藏”，也决不能放弃自己的人生原则。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仁义”之道，曾受困于陈国和蔡国之间。“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颂弦歌不衰。”弟子们这时“有愠心”，对孔子致力推行的仁义之道产生了疑惑。

    子路反问老师：“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子贡劝老师孔子变通求容。他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

    只有颜回坚定不移。他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坚持原则，坚持道义，坚持理想，不“曲学阿世”，孔颜师徒以自己的生命实践昭示了仁人志士“君子儒”的品格操守。在困顿险恶的境遇中，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坚持推行仁义，既不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也不为现实遭际所困，随遇而安，坦然乐生，依然“讲颂弦歌不衰”；在不为世人理解容纳、几乎众叛亲离的逆境中，唯有颜回能对老师说出“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的铿锵言语。孔子听了颜回的一番话，欣然玩笑道：

    “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颜回是孔子的忠实追随者。《论语・先进》：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这些记录生动说明了什么是“志同道合”、“生死与共”、“肝胆相照”。

    儒家所承传的文化极为重视父系血脉传递和香火延续，然而，从《论语》的记述中可见，对于儒宗孔子而言，精神价值的承传胜过了肉体基因的延续。孔子七十岁时，独生子孔鲤死亡，七十一岁时，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病逝。《论语》中没有孔子因老年丧子而过度哀伤的记载，颜回之死则令他哀痛异常：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论语・乡党》)

    孔子敬畏天命，自觉以德配天，相信“仁者寿”，深信得道者天佑，他的精神之子、仁义之道的忠实传人颜回竟短命而亡，怎能不令他生出“天丧予”的沉痛悲感而“哭之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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