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学是继周代王官学之后的主要学术文化形态。从先秦时期的《庄子·天下》篇，到汉代的《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再到近代的章太炎、胡适的论述，无不在对先秦诸子的起源进行总结与反思。大致来说，影响比较大的诸子起源说主要有“诸子出于王官说”以及否定此说这两种。肯定说法以《汉志》为代表，否定说法以胡适为代表。

　　《汉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此之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说”。近代以来，学者们始疑《汉志》的说法。胡适认为“诸子出自王官说”“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胡适还指责章太炎维护传统说法，“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说。”（《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古史辨》第四册）但事实上，胡适误读了章太炎。章太炎并非完全赞同“诸子出于王官说”，而是有自己的见解：“《艺文志》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余谓此语仅及其半。法家有两派：一派以法为主，商鞅是也；一派以术为主，申不害、慎到是也。惟韩非兼善两者，而亦偏重于术。出于理官者，任法一派则然，而非所可语于任术一流。”

　　在诸子学起源问题上，如果我们把视野转换到春秋战国时期，以诸子的生存境遇与学术旨趣为线索，通过仔细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先秦诸子的起源既来自对古代文化共同体的继承，又来自现实生存境遇的需要。

　　《汉书·艺文志》来源于刘歆的《七略》。《七略》除《辑略》外，其他“六略”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颜师古注：“六艺，《六经》也。”《六艺略》除著录“六经”，还著录了“《论语》《孝经》《小学》”。《诸子略》著录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十个学派，189位诸子及其著作。从《汉志》的分类看，《六艺略》与《诸子略》中都有儒家文献。但如果我们把《六艺略》与《诸子略》视为一级目录，《诸子略》中的儒、墨、道、法、名、阴阳等诸子学就是二级目录。《汉志》载：“（诸子）今异家者各报所长……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可见，“六艺”与“诸子学”的地位有主次之分，六艺是主流，诸子学是分支与流裔。由于儒家传承六经的特殊贡献，实际上，儒家与其他诸子相比，其在学术旨趣、贡献及地位均高于其他诸子。

　　《汉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周礼·地官·司徒》：“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教官之属。”儒家的使命与周代司徒的职责相似，皆以助人君、明教化为任。“六经”作为古代文化共同体的结晶，正是儒家传承古代文化的最好资源，“游文于六经之际”，正是儒家的特质。《汉志》首先以“六经”为儒家标识，“六经”作为古代王官之学的集合体，为诸子学共有之文化资源，但在诸子学派中，只有儒家完整传承了“六经”，这就使儒家在一开始，就占据了独特的文化优势。

　　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作春秋，对王官之学进行了整理，并寄予新的人文精神，对古代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价值转换。以往的文化为贵族专享，孔子之后，文化则为全民共有之资源，一个人，无论出身、贫贱，只要努力，均可以享有文化带给人的尊贵及价值。因此，儒家与古代王官的联系最密切，但又因为孔子对六经的整理，并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培育尽可能多的君子，以建立礼义社会，所以，儒家亦关注现实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汉志》在论述“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同时，也没有忽视诸子的生存境域与时代背景，其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可见，“诸子出于王官说”只是后人对《汉志》部分说法的总结。《汉志》诸子学起源论本身包含两方面，一是诸子的古代学术资源，二是现实的生存境域。而这两个方面又可以追溯至《庄子》与《淮南子》。

　　《庄子·天下》篇认为古代道术分裂前是完整如一，其表现形式是《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共同体。共同体解体之后，“六艺”散落民间，成为诸子百家共有的文化资源。儒家作为最早出现的学派，秉承了古代文化共同体的主体——“六艺”，“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其他诸子则继承了“六艺”流裔。

　　《淮南子·要略》篇论古代学术的兴起多从时代需要处着眼，对禹、周公、管仲、晏子、申不害、商鞅思想的发生皆从现实需要寻找原因。但在论及儒家时，却与其他诸子不同。其曰：“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儒家产生在有着浓郁礼乐文化积淀的鲁国，受古代文化共同体（王官之学）的影响最深。可见，《淮南子·要略》篇同样认为，古代文化对儒家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其他诸子的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庄子·天下》《淮南子·要略》，还是《汉书·艺文志》，对诸子起源的论述都不是单一原因，既有来自古代学术共同体的继承，又有现实境遇的需要。相比而言，《庄子·天下》篇更强调诸子对古代学术共同体的继承，《淮南子·要略》重点论述了现实生存境遇的需要，而《汉书·艺文志》则先分述诸子对王官之学的继承，又论及了现实需要。但三篇文献在儒家起源问题上，都认为儒家在传承古代文化共同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因为儒家对古代文化共同体“一以贯之”的传承，才使得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一脉相承。

　　近代以来把孔子等同于诸子，以及把儒学与其他诸子学拉平的种种努力，均没有考虑到儒家在先秦诸子起源中的独特性地位。因此，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误解也就难以避免。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从学术源头上把儒家等各家学派的起源及思想讲清楚，是当代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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