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版画中的清朝北京城

　　作者：雪珥

　　 乾隆皇帝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表哥”，尤其酷爱进口的钟表。

　　 仅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等人就累计进贡钟表130件。据现存乾隆朝贡单中的不完全统计，乾隆“大表哥”收到的进贡钟表，共有3000多件，其中以英国钟表为最。后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 紫禁城内的库存钟表有431架， 圆明园则有441架，可见历代收获之丰。

　　 在最高层的身体力行带动下，大清国的达官与富豪们，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最大消费群体，依托“一带一路”，购遍全球：以钟表、毛皮为主的奢侈品，分别经由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蜂拥而入中国。大清国对奢侈品的强劲购买力，不仅书写着世界贸易史，甚至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戴表送钟

　　 1793年，到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拜见了乾隆，献上了精心准备的礼品。不过，乾隆似乎对贡品看不上眼。

　　 这些贡品包括：200匹呢料；2台大望远镜；2支气枪；2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镶银；2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可一次连射8发子弹；2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每箱装7匹；2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

　　 熟悉北京高层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告诉英国人：“那些精明的耶稣会士早就把乾隆惯坏了，皇帝已有了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步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神父们就怕一句话，就是皇帝对他们说：‘好，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那么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停滞的帝国》)

　　 的确，对于西方的“奇技淫巧”，大清帝国的领导核心一点儿都不陌生。从康熙皇帝开始，帝国的领袖都是大“表哥”。为此，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做钟处”，仿制西方的钟表。这个机构聘用了大量外籍技工，多是有着专门技能的传教士，因之成为帝国实际上最早的开放特区。老外们为帝国的戴表送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这也帮助了他们获得一定的传教空间。“表哥”们出于对钟表的酷爱，无论在坚守“自力更生”还是防范和平演变方面，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

　　 ，往往是最大的广告。康雍乾时期，钟表已经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家庭必备几大件之一 ——当然与草民无关。《红楼梦》里就有相当文字描绘到了钟表。彼时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钟表进口国。著名贪官和珅的家中，就有大时钟10架，小钟表300余架，洋表280余块，处处提醒他要与时俱进。

　　 在诚恳地热爱着西方科学的康熙手中，钟表进口和制作尚可算是改革开放、虚怀若谷的象征，康熙根本就不吝啬对这一西方先进技术的赞美之词：“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

　　 雍正时，名贵钟表成为笼络权臣的工具。年羹尧就曾被赏赐一只自鸣钟，“喜极感极”，雍正却还在不断煽情：“我二人作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可不久，年羹尧被雍正赐死，送钟成了送终。

　　 到了乾隆朝，戴表送钟不再是为了对科学的兴趣，也不再是为了团结干部，俨然成为纯粹的奢侈品和权势的象征，成为帝国有产阶层或者有权阶层的时尚。

　　 精明的洋人们，自然不肯放过这样的机会，一些专为中国特制的钟表便应运而生。

　　 这些特供钟表，有的在时间读数上做文章，用“子丑寅卯”代替罗马数字；有的在雕刻工艺上做文章，用瑶池蓬莱代替西洋天使……搞出不少中国特色。紫禁城里的特供，当然更是登峰造极。配备了外籍技术人员的“做钟处”，根据最高领导人的喜好，对西洋钟表进行特殊的改造。如1752年，乾隆要求对一台乌木架葫芦形时乐钟进行技术攻关：“著西洋人将此钟顶上想法安镀金莲花朵，逢打钟时要开花，再做些小式花草配上。”(《内务府造办处各成作活计清档》，简称《活计档》)

　　 英国人曾向乾隆敬献了一台能写字的机械人钟，可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后来，又有人敬献了能写“万寿无疆”四个汉字的机械人钟。自此，对它们进行升级，书写满、蒙、藏字，就成为乾隆皇帝交给“做钟处”的技术课题及政治任务。1785年的《活计档》记载：“传旨：含经堂殿内现陈设西洋人写汉字‘万寿无疆’陈设，著汪达洪(法国人)想法改写清语(满文)‘万寿无疆’四字，钦此。”

　　 皇家的特供钟表精益求精，民间就未必了。中国人的奢侈消费，成了老外奸商发财的机会。马戛尔尼使团的贡物主管约翰·巴罗记载道，一位东印度公司的英国雇员认为，布谷鸟自鸣钟能在中国畅销，于是，定制了一大批，果然销路极好。但是，“这些木制的机械仅仅是为销售而非使用而造，早在这位先生带着第二批货到达之前，就都成了哑巴钟。”他的钟不仅卖不出去，先前的买主还威胁要退货。但是他灵机一动，不但安抚了先前的买主，而且找到了第二批货的买主。他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姿态告诉他们，布谷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鸟，只在一年中特定的季节才叫。他还向他们保证，合适的时刻一到，他们买下的所有布谷鸟都会再度歌唱。

　　 巴罗没有记载最后的结果，估计精明的英国人捞一把之后，再也不会来推销第三批货了。此类糗事，对来自西洋的奢侈品行业，冲击自然不小。巴罗感慨说：“那些特地为中国市场而生产的工艺平常、华而不实的钟表，一度曾非常抢手，如今已无人问津。”

　　 在巴罗看来，奸商绝非中国的特产，当欧洲人用特供品欺骗中国人后，“中国人有时以木制的火腿冒充真货欺骗欧洲买主，也只能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不可否认，商人在中国的确“只要有机会、有办法，就会欺骗”，巴罗认为其原因是：“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于是荣誉感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一个奴隶是没有荣誉可被剥夺的，依赖并受制于他人，没有权利申述，这种状况本身就是侮辱。不幸陷入这种境地的人，不会有更大的羞辱感了。这种处境的恶果是数不清的，显现存在于这个以风度优雅和政治文明著称于世的——我认为是名不副实的——民族的一切方面。”

　　 这或许才是大清国回馈给世界的特供专品？

　　核心技术

　　 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中，有一台巨型玻璃枝形吊灯，要装饰在圆明园内。

　　 这个吊灯，有数百个部件，相当复杂。英国人原先还想带着技师前来安装，以免没见过洋玩意的中国人出洋相。却没想到，两个中国工匠只用了半小时就将吊灯拆散，又用半小时顺利装上。

　　 如此超强的动手能力，令英国人惊叹。

　　 使团的贡物主管巴罗说：“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是，广州的人第一次见到欧洲钟表，就成功地仿造出一只来……现在，他们以三分之一的费用大批生产这种精巧的机械……中国人的头脑聪颖敏捷，双手小而灵巧，天生就适合做精致的工作。”

　　 巴罗说，中国的陶器、瓷器上的花纹虽然很难看，但如果从英格兰输出一种图案，广州的工匠就一定会一丝不苟地复制出来，他们所上的釉色是他人无法模仿的。

　　 但是，英国人也发现，中国人虽然有各种丰富的经验，却从来不在经验的基础上再往前一步。比如，中国人知道用装了明矾的竹筒在河水里搅动几下，水就会马上澄清，但却并不研究为何明矾能起到如此作用；中国人用蒸汽来软化牛角，制作那种薄而透明的大灯笼，却似乎从来没有发现蒸汽被压缩之后的巨大能量；中国人从动物、植物和矿物中提取颜料，深谙调配的艺术，能创造所有的中间色，用最丰富生动的色彩染点他们的丝绸、棉布和纸张，却没有色彩理论；中国人很早就使用火药，却无法制造像样的枪炮……

　　 巴罗在赞叹中国人对钟表的成功仿造后，也感慨：“唯一需要我们提供的是主发条，因为那是他们做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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