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信奉“民以食为天”的古训，连孔圣人也坦承“食、色，性也”，一句“吃了吗”更是人们见面时最温暖的问候，可见中国的“吃喝文化”是相当发达的。然而，倘若是普通老百姓讲究点生活饮食甚至出几个“美食家”，那也就罢了，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平民百姓常常食不裹腹，饥寒交迫，若遇上水旱肆虐的灾荒年景，被迫“易子而食”也并不罕见，根本无缘享受美食。那么，又是什么人狂喝豪饮、享用饕餮盛宴呢？答曰：“官人也。”的确，中国古代官场的“吃喝文化”在一茬又一茬官员身体力行的接力吃喝中，不断“发扬光大”，几乎成了风靡官府的“时尚”、不可阻遏的“潮流”。如果有心人对数千年中国官场吃喝掉的钱财统计一下，那肯定是个惊天动地的天文数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官吏们吃掉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旧制度下的官场就是一幅醉生梦死的“吃喝图”。

　　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在新王朝建立初期，最高统治者往往励精图治，力倡俭朴，带头节衣缩食，吃喝风处于“青萍之末”；到了王朝中期，由于天下承平日久，百姓休养生息，社会财富日积月累，出现所谓“盛世”，这时的统治者日益丧失了当初的进取精神，沉湎于声色犬马不可自拔，吃喝风遂如狂飙突起；至王朝末期，吃喝风迅速滋长，成了谁也管不了、堵不住的“心腹之患”，直至“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由此可见，王朝中期是吃喝风盛行的关键时期，其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实在是兹事体大，最终关系到社稷安危。这一“规律”在清朝历史上，演绎得淋漓尽致。

　　清朝初期，满清统治者尚能保持戒惧之心，在顺治、康熙、雍正诸朝，官场吃喝风不算严重。然而，到了乾隆时期，在皇帝的鼓动下，吃喝风“劲吹”，至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吃喝风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嘉庆、道光年间，黄河年修费用有五六百万金，但真正用于河工者不到十分之一，剩下的全被官吏们“吃”掉了。河督请客，需用一篮子猪肉，却要宰杀50头猪，只选取最好的部分，其余的全部扔掉。吃一次驼峰，竟然要杀三四头骆驼，鹅掌和猴脑也非精华者不食，甚至一盘豆腐也要花费几百金。一顿宴席，吃上三昼夜司空见惯。当时的各厅道从元旦到除夕，除非大忌之日，每天都要听戏宴请。曾任西安粮道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每有官员路过西安，他都要一面张灯结彩，一面准备演戏和宴席。宴席分上席和中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备燕窝烧烤，中席必备鱼翅海参。演戏、宴请再加上送礼，每次花费总在200金以上，全年更是不少于5万两黄金。为此，他十分自责，称“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有识者耻之”。

　　流行官场的吃喝风如鸦片一样摧残着清王朝健康的肌体，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其中极少数眼光敏锐者如曾国藩及其幕僚赵烈文已经预感到大厦将倾，其时已迫在眉睫。1867年，当清王朝因洋务运动似乎一切都欣欣向荣、呈现出“中兴”景象的时候，赵烈文目睹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外敌虎视眈眈的社会现实，断言大清王朝将在50年内灭亡。堪称大清朝中流砥柱、“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听了赵烈文的分析，也深感无力回天，只能闭上眼睛对抗日益迫近的暮日，惟“日夜望早死”。不幸的是，赵烈文一语成谶，44年后清王朝果然在一片吃喝风中吃尽了自己的气数。

　　或曰：“吃吃喝喝，小事也，何以危言耸听，扯上邦国兴衰？”此言差矣！吃吃喝喝，固然是百姓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的小事，但官场的吃喝却会产生“蝴蝶效应”，不断扩展其消极影响：其一，吃吃喝喝会从星星点点的腐败现象发展成为社会的整体性腐败。当一个社会的肌体健康时，即使有局部溃烂，还可以通过自身强大的“免疫力”，将腐败现象逐渐消除，如雍正朝对康熙晚年官场腐败现象的整肃，即有效清除了侵入肌体的“吃喝病毒”，使雍正朝吏治为之一新。但当一个社会陷入整体性腐败时，虽华佗在世，也是药石难治了，清朝嘉庆以后的吃喝成风，即不可避免地成为帝国衰亡的原因之一。历史反复地告诉后人：当官场出现吃吃喝喝的苗头时，就要重拳出击，将吃吃喝喝的腐败现象消除在萌芽状态，否则，等其恶性发展后再去收拾，就为时晚矣！其二，吃吃喝喝丧失民心，动摇国本。如果吃吃喝喝仅仅是消耗了一些社会财富，那还可以挽救，若吃吃喝喝发展到人神共怒、丧尽民心之时，那就无可救药了。民心是社会的温度计，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尺。清朝中叶以后官场吃喝的无度挥霍，最终丧失了人心，而失人心者必然失天下，这是历史的无情铁律，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貌似强大的清朝“巨舟”终于在人民革命的洪流中瞬间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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