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重臣夏原吉:德宏量大 忠诚体国
夏原吉,字维喆,湖南省湘阴人,明代重臣。以诚笃干济深受朱元璋等五朝皇帝的信任和倚重,对明初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世津津乐道的“仁宣之治”,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深谋远虑,长于治事;鞠躬尽瘁,一心为国;德能兼备,功勋卓著,是一个极为难得的贤能之臣。宣德五年病卒,享年六十五岁,追赠太师,谥忠靖。
忠诚体国 不可或缺
夏原吉早年丧父,发奋力学,以乡荐进入太学,并选入宫中抄写诏书等文件。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高度专注,定力超群,他的精诚与笃实令明太祖朱元璋格外欣赏,遂破格提拔他为户部主事。新岗位是个事务异常繁杂的部门,但他处理得井井有条。
精通业务又脚踏实地的他同样得到建文帝朱允炆的赏识,建文帝即位不久,即提拔其为户部右侍郎。当燕王朱棣的“靖难”大军攻入城中时,建文帝及大部分官员已在夜色中不知去向,而夏原吉却正在户部高点蜡烛计算城防所需的费用,面对猝然而至的巨变和冷森森的刀剑,夏原吉毫无惧色,从容表示:“主上殉难,做臣子的岂能苟活,只是户部还有些账目尚未算清,此事关乎社稷百姓的未来,请容臣下三天内做完,然后愿随先君赴死。”这番掷地有声的慷慨之语打动了朱棣,他当即转怒为喜,将夏原吉官复原职。
朱棣即位后,是为明成祖,两个月后即提拔夏原吉为户部左侍郎,三年后又升为户部尚书。夏原吉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天下的户口、府库、钱谷、田税增减等浩如烟海般的数字,他都用小本子记好,带在身上,随时查阅。每当皇上问起,他都能对答如流。
朱棣雄才大略,要做的事情很多,自然花费也多,再加上战争结束不久,百废待举,因而数以亿万计的钱款都要由夏原吉尽心筹划,他发挥自己杰出的理财能力,竭尽全力,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有效供给。鉴于国家财政的巨大压力,他请求“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苏民,且便商贾”。通过裁减过多的供给,减轻赋税徭役,严申食盐和钱钞方面的禁令,清理仓库货场,推广屯田种养,以供给边防,减轻人民负担,同时也方便商人。这个符合实际、使人民易于遵守的建议,一改以往只靠增加赋税解决财政困难的弊端,显示了夏原吉超群的经济眼光,得到明成祖欣然采纳。经他请旨,大量的冗员和无所事事的部门被裁撤,皇宫内的用度也大幅缩减,他还设立盐务衙门,以盐卡收税,有效防止了贪官的上下其手。所有花费,一律精打细算,能省则省,但每年用于地方救灾和孤寡老人的拨款则不在其列。夏原吉前后主管户部二十九年,对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永乐八年(1410),皇上北征鞑靼,夏原吉受命辅佐皇太孙留守北京,总管行在所九卿事务。每天早上,夏原吉进去辅佐太孙处理各项事务。退朝后,各部的郎官和御史又围上来请示。夏原吉一边回答一边手批,不动声色。皇上回来后,又受命侍从太孙周游乡里村落,考察民间疾苦。此后夏原吉多次侍从太孙,往来于南北两京,途中还随事献上忠言,使太孙获得很多助益。
永乐十八年,北京的宫室建成,皇上派夏原吉南下召太子和太孙北上。回来后,夏原吉说:“经过多年营建,现在终于大功告成。应该安抚流亡在外的人,免除拖欠的各项征收,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皇上马上命有关部门推行。
永乐十九年冬,皇上又要大举远征沙漠,召夏原吉来问边防储备情况,夏原吉据实相告:“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您连年出兵,都无功而返,军马储备已损失了十分之八九,加上灾荒不断发生,我们的国库和人民现在已经内外交困了。况且您圣体欠安,还需要调养,就请遣将出征,不要劳动车驾了。北征建功,像汉武帝那样名垂青史,是朱棣的毕生宿愿,这个重大的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岂容别人置喙?明成祖立刻龙颜大怒,将夏原吉等人罢职下狱,并抄了他的家,可是这个手握财政大权多年的重臣家里除了皇帝的赐钞外,只有几件布衣和瓦器。
五次亲征漠北,都无功而返的明成祖,终于在回京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亚)一病不起,临终之际,幡然悔悟,对左右感叹道:“夏原吉爱我。”
明仁宗即位后,立即恢复夏原吉的官职,并向他询问当务之急的政事,他建议赈济饥民,减省赋役,停止下西洋的船队等靡费钱粮之举,仁宗皇帝全部采纳。不久又加封他为太子少傅,再进封少保(正一品)。
明宣宗即位后,夏原吉作为先朝重臣更受敬重。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谋反,皇上晚上召大臣们来商议。大臣杨荣首先劝皇上亲征,可宣宗皇帝犹豫不决,夏原吉胸有成竹地为他释疑说:“您难道不知道李景隆的故事吗?臣昨天见到所派遣的将领,命令才下脸色就变了,临事就可想而知了。而且兵贵神速,卷起盔甲,快步前进,正可以先声夺人,杨荣的计策好。”皇上遂下了决心。结果,正如夏原吉所说的那样。
治世能臣 功高盖世
永乐元年(1403),浙江发生罕见的洪灾,流离失所的难民到处都是,负责治水的中央和地方官员耗费了很多的人力与物力,但都没有什么效果。皇上很是着急,最后只得命令并非职责范围之内,但却可堪大任的夏原吉“越俎”代之,为朝廷分忧。
夏原吉到吴浙之地后,立即查看灾情,反复勘察河道,发现太湖流域下游地势平缓,河道弯曲、狭窄,经常淤塞。因此,疏浚下游河道(吴淞江、刘家河、白茆河)畅流入海,乃是治理吴浙水利的关键。于是在给朝廷的《苏松水利疏》中详尽分析了当时的水道形势,认为治水关键是疏浚下游河道,使洪水畅流入海。但以往泄水干道吴淞江已严重淤塞,重新使之通畅,则工费浩大,不如沿着大禹所开的三江入海故道,疏浚吴淞江下游,然后,在河口量地建闸,按季节不同开闭闸门。控制泄水和涨潮,再修理加固围堤,水灾当可得到控制,还可收“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
夏原吉有根有据切实可行的意见,立即得到皇上的恩准。夏原吉于是动员两地民工十余万人,日夜奋战,先后疏浚河道,引吴淞江上游之水取道刘家河入长江,重点凿范家浜,使之与黄浦江相接,将太湖东部河湖之水,特别是浙西来水循黄浦江排入长江,使黄浦江成为太湖主要排洪通道,并因地建闸,用以蓄泄。通过这次疏浚,不仅改善了太湖下游的泄水状况,而且改变了泄水格局。
治水期间,夏原吉身体力行,布衣徒步,风餐露宿,日夜奔波于工地。工程竣工后回京,他说水虽然已由故道入海,但支流还没有全部疏通,还不是长久之计。次年正月,夏原吉再次前往浙西,同年九月,疏浚治水工程全部完工,上下游畅通无阻,一泻千里,终于彻底根治了太湖流域吴浙两地频繁的水灾,苏州、松江一带农田获得大利。
永乐三年,夏原吉奏凯回京。可是这年夏天,浙西地区又发生严重饥荒,明成祖命夏原吉率领一众官员前往赈济。夏原吉在认真核查受灾情况的基础上,奏请朝廷发放粟米三十万石,并且给灾民分发了耕牛和粮种,受到灾区百姓的热烈欢迎。当时,有官员向朝廷建议,招徕江南百姓佃种水退后的淤田,从而增加田赋数额。夏原吉听说后,立即上疏朝廷,尽述其中的弊端,请求朝廷放弃这种打算。朝廷最终采纳了夏原吉的意见。永乐朝第一功臣姚广孝从浙西考查回京后,由衷地称赞夏原吉“有上古仁爱之心。”
厚德载物 得道多助
夏原吉有成人之美,容人之量,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处处与人为善。
当初,皇上因紫禁城三殿失火下诏求直言,不少大臣都说迁都北京是个错误,不如南京风水好,理政还方便。皇上听了大怒,等于费了好大劲,花了好多的钱,责任还全是皇上一人的,当即要了主事萧仪的脑袋,并恨恨地说道:“当初要迁都时,朕曾与大臣们认真地讨论过,就其中的可行性和利弊关系研究了很久才确定下来,这难道是轻率的决定吗?”言官以为机会来了,遂弹劾大臣事后诸葛,有违臣道。这等火上浇油之论让皇上更加气恼,就大手一挥,命他们统统跪在午门外,去好好辩论个谁是谁非。大臣们此时都把气撒在言官上,唯独夏原吉没有如此,他反而这样上奏说:“他们响应诏令而实事求是提出自己的意见,没有犯罪。反倒是臣等一帮尸位素餐的大臣,不能更好地协同辅佐国家大事,应当有罪。”皇上听后怒意顿消,将双方都宽恕了。有人指责他违背初衷。夏原吉一点也不生气,心平气和地说:“我们这些人任职很久了,虽然言语有失,侥幸皇上能够原谅。如果年轻的言官得罪了圣上,那他们的麻烦可就大了,有没有命都不好说。”众人这才佩服。
夏原吉曾经夜晚审阅记录囚犯口供的文书,拍着桌子不住地叹息,笔要下落总是停止,如是者再三乃至再四。妻子很是不解,问他何以如此,他说:“这是年终执行死刑的奏章,笔一落就是一颗人头啊!”恻隐慈悲之心昭如日月,令人钦佩和敬服。
大臣吕震开始并不了解他的为人,因而曾经有意无意地排挤过他。后来当吕震为自己儿子请求官职时,应者并不多,而夏原吉却认为吕震在“靖难”时有守城功劳,按当时规定,是符合晋职要求的,故而特别为他向朝廷请求。平江伯陈瑄功劳大,地位高,本领强,起初也不喜欢夏原吉,甚至常常与他为难,但夏原吉仿佛完全不知道似的,反而时常称赞陈瑄有才能。时间久了,好多人都改变了对他的态度,认为夏原吉是个厚道君子。
同朝官员有优点,他就时常嘉扬之;有人出现微不足道的过失,他便恍若不知。有官员无意中弄脏了皇帝赐给夏原吉的金缕衣,吓得不知所措,夏原吉和蔼地对他说:“衣服弄脏了,可以,怕什么?”又有属员不小心弄脏了重要的文书,磕头请求死罪。夏原吉并不追问,自己入朝把过失揽在自己身上,皇帝命令另换文书,事情就过去了。
有一次夏原吉巡视苏州,婉谢了地方官的招待,只在旅社中进食。厨师做菜太咸,使他无法入口,他仅吃些白饭充饥,并不说出原因,以免厨师受责。随后巡视淮阴,在野外休息的时候,不料马突然跑了,随从追去了好久,都不见回来。夏原吉不免有点担心,适逢有人路过,便向前问道:“请问你看见前面有人在追马吗?”话刚说完,没想到那人却瞪着眼对他吼道:“谁管你追马追牛?滚开!我还要赶路。我看你真像一头笨牛!”这时随从正好追马回来,一听这话,立刻抓住那人,厉声呵斥,要他跪下向尚书赔礼。可是夏原吉阻止道:“算了吧!他也许是赶路辛苦了,所以才急不择言。”笑着把那人放走。
夏原吉的侍婢不小心打破了夏原吉心爱的砚台,躲着不敢见他,他便派人安慰侍婢说:“任何东西都有损坏的时候,我并不在意这件事呀!”他的家中不论上下,都是一团和睦。
夏原吉先后经历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个朝代,与当时的名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等一起,共同开创了明朝前期的繁荣局面。他为官识大体,顾大局,胸怀宽广,与人为善,一心为国,忠心耿耿,有古名臣风范,赢得了上至皇帝,下至同僚以及普通百姓的信赖、尊敬和爱戴。《明史》赞其为“股肱之任”“蔚为宗臣”,称他的一生可“树人之效”。并以《尚书》中的话来赞誉他:“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
夏原吉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忠诚、担当、笃实、干练、仁厚、廉洁,成为世代为官者不可或缺的典范和标杆,他建立的不朽功勋永远在中华历史文化的天空熠熠闪光,成为我们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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