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其道而行之:道光帝选择储君的规则
清朝自雍正以后的皇位继承制度,是所谓的“秘密建储制”,即在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秘密定下储君人选,写好密诏,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背后,等到老皇帝翘了辫子,再由辅政大臣当众打开密诏宣读。此法一向为史家所称道,说它既让诸皇子有盼头,又弄不清到底是谁,及到宣布,想要造反也晚了,因此免除了困扰康熙多年的继承纠纷。不过,既然皇位的继承是靠老皇帝拍脑袋定下的,那么就免不了有人会打主意想要暗中影响老皇帝的脑袋。姑不论满打满算实行秘密建储的只有三代,即雍正传乾隆、嘉庆传道光、道光传咸丰——乾隆还活着的时候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自己当掌握实权的太上皇,所以说不上是秘密建储,而咸丰只有一个独子,继承无秘密可言。自同治以后,余下的皇帝要谁当,统统由老佛爷西太后一个人说了算,全从她娘家妹子家里找,继承制度形同虚设——就是在实行秘密建储的当口,也不难窥见诸皇子暗中争夺的痕迹。
有一个传播甚广、而且被记录于《清史稿》的传说,说是在道光立意建储之前,在两个人选中犹豫不定,一个是皇六子奕,一个是皇四子奕。就在这个当口,一次皇帝带领众皇子到南苑打猎。大家各逞手段,只见弓马飞飞,鸟铳声声,飞禽一个接一个地栽到地上,走兽一个接一个地横陈马前。算下来,奕所获最多,而奕则一无所获。道光感到奇怪,就问为什么。奕回答说,现在是春天,是鸟兽繁衍的时候,因此不忍杀生以干天和。道光“闻而大悦”,说,这真是皇帝说的话!于是,皇四子奕就成了后来的咸丰皇帝。
看到这传说的记载时,总觉得它似曾相识,仿佛在哪里见过,仔细想了一下,原来《三国志·魏志》里有类似的故事。说的是魏文帝曹丕,还在他爹的魏王府里做世子的时候,跟抢来的袁绍的儿媳妇甄氏,生有一子曹睿。然而曹丕做了皇帝之后,很快就喜新厌旧,借故废了甄氏,并杀了她,结果,连带着原本该是太子的曹睿的地位也含糊起来。这时候,曹家父子有了一场围猎,很巧,有子母二鹿在前面奔跑,曹丕立马张弓,母鹿应弦而倒,而子鹿正好撞在曹睿马前。
曹丕大呼:“吾儿何不射之?”
曹睿掷弓于地涕泣道:“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
于是,曹丕感慨说:吾儿真仁慈之主也!最后,没有了亲娘的曹睿反而继承了皇位,是为魏明帝。
跟汉人皇帝走围打猎只是消遣不同,满人以骑射得天下,什么伤天和呀,什么仁慈呀,都是过去农业民族的汉人才讲究的玩意。作为游牧和游猎民族,打猎杀生本是他们生存的必须,也是他们的传统,或者说传统优势。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他们不讲究汉人讲究的东西,才夺了天下。当年明朝的军队就是因为在战场上的马上功夫弱,才一次次损兵折将,只能缩在红夷大炮和厚厚的城墙后面,任凭人家在关内驰骋;待到人家也有了大炮的时候,就只好城破人降(或死)了。入主中土之后,满人虽然也讲究文治,但对于武功一直在乎得紧。他们所谓的圣主康熙、乾隆,都特别担心八旗子弟尤其是皇族入关之后接受汉化,丢掉了自己尚武的民族传统,不仅经常三令五申,而且以身作则,纵马持弓,习武相尚。对他们来说,围猎既是展示自身勇武的机会,也是校验子弟骑射功夫的一种方式。虽然说皇帝围猎的战绩,多少只的豺狼虎豹和熊貔,里面不免有掺假的成分。我们今天看到据说是康熙一鸟铳打死的硕大的黑熊,其实是事先捉到陷阱里,饿得半死,及到皇帝来时才放出来的。但是这种对围猎战绩的炫耀,却是少数民族政权所特有的。如果汉人皇帝这么干的话,估计多半会引来一群谏臣苦苦劝谏,赶都赶不走,死后还会被别有用心的史家记上一笔,像明朝正德皇帝那样。满人虽然也是自己打下的天下,但比起元朝的蒙古人来,毕竟在武功上面没那么自信。在关外就已经进入大半个农耕状态的满人,对于汉文化有更大的亲和力,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汉人的汪洋大海被吞掉还不自知。虽然坐江山要靠文治的推行,靠礼仪的讲求,但如果没有八旗兵的武力在后面撑着,皇帝的龙廷还真就坐不踏实。所以说,上面讲的南苑围猎,本应是对皇子们的一场考试,自然是应该以多获者为胜,而奕等于是交了白卷。然而,由于他的那番应对,交了白卷的反而成了最终的赢家。
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话,那么肯定是作为现任皇帝的道光,擅自修改了考试规则。也就是说,不像许多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奕的那番表白,道光选择他作为储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原本当然的选择应是皇六子奕,才合乎正理。
当然,道光改规则也有他的道理。入关以来,清政府的八旗政策,本意是保持其民族尚武的本色,发粮发饷,不务他业,一门子只管习武。然而结果却把昔日骁勇的八旗兵养成了除了玩什么都不行的废物,架鸟笼子满世界遛的有之,捏着嗓子装女声学唱戏的有之,大男人学汉人妇女裹脚者亦有之,总之是向尚武的反面走。还在乾嘉之际,八旗兵的武功已经呈一塌糊涂之状,拉不开弓的有,拉开了弓,射出的箭还没到靶子就落下来的更多,就是射中靶心的没有,甚至还有上不去马,甚至畏马如虎的。当年十几万人就横行天下的骁勇健儿,早已不知何处去了。川、鄂、豫几省的白莲教造反,在清初也相当于几个毛贼,但却剿了十来年也剿不干净。国家年年耗大笔的钱粮,养着人口日增的八旗子弟,不仅什么用都没有,还每每因不善计算陷入破产的境地,隔几年就得皇帝掏银子来为他们还债。几任皇帝为此愁煞了身子,不是没有想过办法挽回,旗务也整顿了若干次,越整越糟。事实明摆着,原来依靠的,现在已经变成正在融化的冰山,说什么也靠不住了。既然原来指望的指望不上了,治国的招数多少得变变了,汉人的规则也就越发凸显了,汉人的份额也悄然增加了。于是,什么围猎啦,什么木兰秋啦,统统变成了走过场。不仅安心要在父皇面前显示“仁慈”的皇四子奕赢得了储位之争的胜利,而且即位之后的咸丰皇帝,也要高扬儒家道义,大批起用汉臣。他的亲信肃顺甚至公开贬斥满人,说汉人行满人不行,动辄对犯过的满人高官痛下杀手。为史家所公认的同光以后的满轻汉重的政治格局,其实在道光年间已经露出了端倪。
据说,奕的这一招,是汉人师傅杜受田的主意。看来,杜师傅是看出了道光暗中改了规则的心思,才会出这种“交白卷”的险招。而貌似聪明的皇六子奕,既无高人指点,又没有悟到情势的转变,一味逞强好胜,结果反而成为争位的失败者。历史小说的高手高阳先生,曾经对奕的失败十分惋惜,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皇帝若换成奕这个“鬼子六”来做的话,后来的中国也许会好些。跟高阳有同感的史家相当多,某些抱有大男子主义情绪的人,还把叶赫那拉氏的当权也归咎于奕,甚至认为如果皇帝是奕而不是奕的话,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会顺利得多。其实,就当时而言,真正高一筹的确实不是奕,而是憨厚的奕,他能够听杜师傅的话,而且付诸实践,确有过人之处。继位之后,大胆起用汉臣,鼓励实学,在既有框架之内,他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因此方能在如此的烂摊子之上,应付来自内外两面的危机。固然焦头烂额,但毕竟没有砸锅,给清朝保持了一点元气。如果我们要求道光和咸丰就能够吸收西方文化,实行改革,显然是一种苛求。事实上,只有经过了这种转折性人物的悲剧性失败,后来的执政者才有实行西式改革的可能,没有人能够做在他的选择框架之外的事情,即使这个人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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