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作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币制却并不统一。全国以行政区划“路”划分为专用铜钱区、专用铁钱区和铜铁钱兼行区，而且根据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需要进行变化。造成这种钱币流通区域割据的局面，前期是处于经济上无力统一全国的权宜之举，后期则是宋政府有意制造出隔离区域，防止铜钱外流。

北宋最初的数十年间，一方面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一方面也想整合五代十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混乱币制。如禁止小铁锡钱，罢用南唐铁钱，禁江南各州小钱，禁河南各州私铸铅锡恶钱等。但这些措施未及推广又赶上同契丹开战，所以部分地区仍然沿袭五代旧制，兼行铜铁钱。在北宋，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四路专用铁钱，陕府西路与河东路铜铁钱兼用，剩余十三路则专行铜钱。

北宋末期还曾大量铸造一种夹锡钱。《九朝编年备要》中提到 “夹锡钱创始于（崇宁）二年（1103年），河东运判洪中孚奏：‘二虏以中国铁钱为兵器，若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请改铸夹锡当二铁钱。’诏从之。”“又命陕西转运许天启，铸夹锡当二及当十大钱。”夹锡钱系北宋末期蔡京擅权后为防止铜钱外流，阻止陕西等地铁钱价值的下滑所推行。但不久就成了蔡京利用大额虚币来聚敛社会财富，应付财政危机的手段。由于夹锡钱与铁钱不易分辨，伪造仿冒的很多，“小民以药染擦夹锡钱如铜色，与当十钱混淆”。 夹锡钱在河东、陕西引发了严重的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夹锡钱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之贵。是以比岁以来，物价愈重而国用愈屈”。

南宋时期主要在四川、两淮等地通行铁钱。四川曾短暂流通铜钱，绍兴二年（1132年）张俊曾于兴州鼓铸铜钱，但不久铜钱入川便遭到禁止。在淳熙七年（1180年）曾出现京西路的均州、房州商旅、军兵等携带铜钱进入利州路金州、利州的情形。随即朝廷立即诏令四川总所“委利州路漕臣置场于金州，给以交子，兑换官私铜钱，发赴湖广总所桩管”（ 《续资治通鉴》卷一四七）。

除四川外，长江以北两淮地区是南宋铁钱流通的另一主要区域。鉴于宋室南渡后铜钱短缺，且宋金贸易中铜钱北流难以禁绝的状况，宋廷先是把原先行用铜钱的淮南东、西路和京西南路，湖北北部地区变为专用铁钱区，调拨蜀地铁钱“十五万缗行之庐、和二州”。随即于乾道二年（1166年）诏令“两淮行铁钱，铜钱勿过江北”。但这一命令下的过急，直到乾道八年（1172年）才逐渐把两淮变成铁钱流通区。随后一直到淳熙十年（1183年）都在持续下诏，以铁钱和会子收兑两淮铜钱。东北地区许多出土的钱币窖藏中并无淳熙元宝背十之后的铜钱，可以作为这一史料的印证。

同铜钱一样，两宋的铁钱铸造也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与工艺流程。一般是按照朝廷所颁布的钱文、币形及所规定的每贯或每文重量铸造。铁钱的铸造不像铜钱那样有严格的合金比例要求，技术相对简单一些，检测的标准也主要是每贯的重量。张世南在《游宦记文》卷二记述蕲春监铸造铁钱情况说：“五月至七月号为铁冻，例阁炉鞴。本钱四可铸十，铁炭稍贵，六可铸十，工雇费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监约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岁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万缗”。可见，铁钱铸造的炉期起始于第一年的八月，结束于第二年的四月末，每年五到七月为铁钱监的“铁冻”，工匠休息调整三个月。每一个炉期要跨越两个纪年，所以一个炉期要铸两个纪年的钱。

宋代铸行铁钱，由权宜之计到主动鼓铸，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钱荒造成的铜钱不足，铸造铁钱加以解决。二是与禁止铜钱散入四夷的政策有关。把边境地区设置为铁钱专行区，防止铜钱外流。这一做法后来也为西夏与金所效仿。三是用来补充财政的需要。宋代连年战事不断，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来补充军需。四是铁钱冶铸成本较低，政府可以得到较多收益，增加财源。

不过铁钱的缺点也很明显：过于沉重，且面额小，购买力低下。宋初四川曾经一匹罗卖到两万钱，两万铁钱有一百三十斤重，很不方便。平时带三五贯打个酱油买个菜可以，但是大宗商品的交易就非常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北宋的纸币“交子”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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