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曾经流行过一个帖子，名为“你最想生活在哪个朝代”。据说，参与回答的人士大都选择了宋朝，理由是，宋朝是一个富庶的朝代，社会开放，商业发达，市民的生活丰富多元，有着浓浓的市井味。而且，宋朝最适合文人生活，因为朝廷重文轻武，皇帝对文人轻易不加责罚，文人的幸福指数达到了历代之冠。

    在宋朝的全盛时期，不仅辽国的皇帝耶律洪基“尝以白金数百，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甚至有不少日本女子慕名前来中国，“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以改良种族。

    那么，宋朝究竟好在何处，会让时人倾心，会让后人仰慕呢？“宋粉”吴钩在他的新著《宋： 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是这样介绍宋朝的：首先，从生活方面看，宋朝人精于生活审美，他们爱美食，爱游乐，爱运动，爱宠物，爱打扮，爱鲜花，爱一切与美、与享乐相关的人、事、物。

    从社会方面看，宋朝有着许多宜人宜居的城市，有着许多好玩的瓦舍勾栏，有着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和盛大、隆重的节日盛典，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市民文化，到宋朝才真正发展起来。

    从经济方面看，宋朝号称是一个“全民皆商”的时代，可谓经济发达，商业繁盛，即以唐宋两朝作比较，唐朝被称作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但其年铸币量却远远低于宋朝，在经济总量方面，更是与宋朝相差甚远。

    从法政方面看，宋朝的包含了双重的“二权分立”，皇权受到很大限制，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均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以说宋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进入了契约化的时代。

    吴钩把宋朝称作“现代的拂晓时辰”，他主要从细节方面一一罗列出一个人生活在宋朝的种种好处。在他笔下，宋朝的城市已经不是由“城”而来的具有封闭性的、人力规划、官治等特点的传统城市，而是由“市”而来的具有开放性的、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治等特点的新型城市。在这样的城市中，出现了由富商、店主、小商贩、手艺人、艺人、破落文人、市井小民、雇工、流民等各色人等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了富有市井气息的市民社会。这些职业不同、身份各异的人们，一方面努力挣钱，另一方面则尽情追求物质生活，他们频繁地出入于各种娱乐场合，享受富裕带来的生活便利。

    正是在两宋时期，宵禁制度被正式突破，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原始的自来水网络、日报、“灯箱广告”、印刷品广告等各类新生事物，与之相关的法律契约也开始渐趋完善。而许多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得以见识到的日用小商品，居然在十世纪前后的宋朝即已出现，更让人不能不叹为观止。

    说实话，吴钩对宋朝屡创世界第一的论述固然令人振奋，也改变了我们对宋朝“积弱积贫”的一贯印象，但他通过翻检、对照各类有关宋朝的史料笔记，得出的如果没有出现元代以降的复古回潮，宋朝完全有可能直接过渡到发达的工业社会的结论，却不免让人起疑。

    众所周知，近代工业社会的兴起，原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早期盎格鲁人的“贤人会议”，形成政府依约而治的雏形，到英国《大》的确立，用以限制国王的绝对权力，直至“光荣革命”正式将国家权力由君主移交到议会——资本主义有着一套自成一体的文明基因，而它们在西方社会的逐渐普及，亦主要得益于基督教新教派生的文化运动以及 启蒙主义运动的广泛传播。

    相比之下，宋朝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皇权传统，其本身也依然是一个专制的皇权社会，尽管与其他王朝相比，宋朝的专制是相对温和与开明的，但那不过是农耕文明所能够达到的理想状态，与现代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个人以为，在中国古代史上，宋朝或许的确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朝代，但就文明的本质而言，宋朝的文明依然是农耕社会的文明，宋朝的繁荣依然是农耕社会的繁荣，宋朝人也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公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吴钩将“太祖碑文”比之于英国《大》已是强作解人，他将“通贤共治，示不独专”的近义词说成是“共和”，反义词说成是“专制”，当更属自作多情。

    历史其实是不容假设的，但将宋朝视作近代中国的开端，毕竟还是有些过于乐观。诚如吴钩本人所言，他以细节论述宋朝的“近代化”，并非“故作惊人语”，也不是为了扭转人们对宋朝的成见，而是换一个视角重新观察宋朝，发现宋朝——若站在这个角度上说，吴钩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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