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故事:晚清中兴名臣,洋务运动领袖
曾国藩的故事:晚清中兴名臣,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战略家、政治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毛泽东曾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博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进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表达出对这位已故乡人的推崇之情。
一、秦淮怀春燕
曾国藩平了太平天国后,坐镇南京,为了复苏地方经济,听从部下建议,决定把秦淮河的旅游业恢复起来。这十里秦淮,原是所谓“六朝金粉气”的销金锅,楼台画舫间,桨声灯影里,文人雅士,歌女名妓,把酒言欢,何乐不为?曾国藩手下一些官员早已按捺不住,又不敢贸然行事,于是便怂恿曾国藩前去“视察”。
曾国藩心知肚明,顺水推舟。首次,他碰到一个艺名为“少如”的艺妓。此女色艺俱佳,且颇聪慧,求曾赐副对联,以抬高自己身价。
曾国藩本是联对名家,区区一联,哪在话下,便拟用她的艺名“少如”作一嵌名联,免扫其兴。先书上联:得少住时且少住;
歌妓一看,所写并非自己初衷。未等曾国藩写下联,她便抢先进言,说妾愿替大人续下联,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曾国藩没想到一个艺妓竟然还有文才,自然点头称好。
这个少如续写的下联是:要如何处就如何。
曾国藩见了,不觉叹服此女的良苦用心。
曾国藩公务繁杂,自对秦淮艺妓有了良好印象以后,只要得闲,总要邀几个幕僚好友去秦淮河畔,吃吃花酒,听听歌曲,以缓解一下紧张情绪。
一次,他为一来南京的友人在秦淮一酒楼设宴接风,席间请了一个名“春燕”的歌妓唱曲助兴。那春燕不但姿容姣好,歌喉更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功力,曾等一干人无不为之倾倒。
后来,春燕为一富商纳为小妾,离开了秦淮,曾国藩再去,已是人去楼空。曾在怅然若失间,写出了下面这副《怀春燕》的对联:
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一别竟伤春去了;
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几时重见燕归来?
对联把“春燕”二字分别嵌入上下联,伤别,怅惘,情真意切。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的另一面:他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啊!
二、圣不免俗
一次曾国藩用完晚饭与几位幕僚闲谈评论当今英雄。他说:“彭玉麟、李鸿章都是大才,为我所不及。我可自许者,只是生平不好谀耳。”
一个幕僚说:“各有所长,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
曾国藩问:“你们以为我怎么样?”
众人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个管抄写的后生,他插话道:“曾帅是仁德,人不忍欺。”
众人听了,一齐拍手。
曾国藩得意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后生告退,曾氏问:“此是何人?”
幕僚告诉他:“此人是扬州人,入过学(秀才),家贫,办事还谨慎。”
曾国藩说:“此人有大才,不可埋没。”
不久,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派这位后生去扬州任盐运使。
老曾每每都在怵惕着“谀”,却挡不住无形中谀的神奇力量。
三、曾国藩的另一面
曾国藩是清代的名相,也是个官精。他步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跳十级,37岁就当上了二品京官,可谓一帆风顺。但是,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常常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戴着两副面具。
天京攻破后,御史贾铎在京城发难,奏请朝廷命曾国藩将太平天国的金库查明,报部备拨,这是对曾氏兄弟极为凶狠的一着,使他们几乎没有招架的办法。当时,太平天国的大量金银珠宝在幼天王等仓皇逃命的时候,是不可能全部带走的。湘军入城后,对这些积存已抢劫一空,不可能再“报部备拨”了,就是少有劫余,曾氏兄弟也不愿意上缴。但是,面对朝廷的命令,该怎么办呢?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朝廷当然是不相信他的话的,但是,这时的朝廷并不愿意与曾氏兄弟的关系闹得太僵,于是在给他的廷寄中说,根据你的奏折,城中(指天京)并没有贼库,这是事实。这样,朝廷算是给了曾氏兄弟一个体面的台阶。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氏兄弟在俘获李秀成后,没有解京献俘,而是在十七天之后匆匆地将李秀成杀了。消息传到京城,大哗,都说曾氏兄弟专横跋扈,杀人灭口,使曾氏兄弟又陷入难以招架的地步。
本来,曾国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报捷折中还向朝廷请示,李秀成、洪仁达“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按理,曾国藩应在朝廷“定夺”之后行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饮宴了一番之后,便将李凌迟处死了。把李秀成槛送京师,是当时各方面的共同意见,就是曾国藩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他又为什么不等朝廷的命令而将李秀成匆匆处死了呢?他给朝廷做了一番解释。他认为,除了洪秀全之外,其余的都没有必要解送到京师,陈玉成和石达开就是现成的例子。再者说,李秀成自知罪重,到哪里也是死,微臣担心他在途中,或者逃跑,留下祸患,就与弟弟曾国荃再三商量,统一了意见,就地正法了。
曾国藩生怕这样的解释交代不了朝廷,于是在另一奏折中进一步解释说,李秀成很得民心,党羽很多,威信很高,号召力很强,如果不迅速杀掉,则贻害无穷,所以就把他杀了。
真实的情况是曾国藩害怕一旦把李秀成解送京师,李秀成的供词与自己连日来的奏折不符,这样他就犯了欺君之罪,吃不了也得兜着走了。比如,曾国藩报捷说,破了金陵当日,杀“贼”十万,而当时城中连居民也不过三万多人,怎么来的十万?至于天京的“金库”,李秀成自然是一清二楚的……想到这些情况,精明的曾国藩自然是不会把李秀成解送京师的了。
曾国藩为了保护自己,什么谎话都敢编造。本来,朝廷在六月二十九日的谕旨中明确命令他“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曾国藩于七月初六收到了谕旨,而他就在当天把李秀成杀害了。过了半个月,他才慢腾腾地于七月二十日复奏说,微臣在初十日才收到谕旨,仔细算一下,臣应该在初六日就收到谕旨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竟迟了四日。谕旨是由安庆转递江宁的,不知道是何处驿站出了差错。朝廷为了利用曾国藩,虽然也下令挨站严查,最终却没有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曾国藩有“中兴名臣”“洋务运动领袖”“圣相”“近代史之父”等美誉,透过这些美丽的光环,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真实的曾国藩。
一、秦淮怀春燕
曾国藩平了太平天国后,坐镇南京,为了复苏地方经济,听从部下建议,决定把秦淮河的旅游业恢复起来。这十里秦淮,原是所谓“六朝金粉气”的销金锅,楼台画舫间,桨声灯影里,文人雅士,歌女名妓,把酒言欢,何乐不为?曾国藩手下一些官员早已按捺不住,又不敢贸然行事,于是便怂恿曾国藩前去“视察”。
曾国藩心知肚明,顺水推舟。首次,他碰到一个艺名为“少如”的艺妓。此女色艺俱佳,且颇聪慧,求曾赐副对联,以抬高自己身价。
曾国藩本是联对名家,区区一联,哪在话下,便拟用她的艺名“少如”作一嵌名联,免扫其兴。先书上联:得少住时且少住;
歌妓一看,所写并非自己初衷。未等曾国藩写下联,她便抢先进言,说妾愿替大人续下联,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曾国藩没想到一个艺妓竟然还有文才,自然点头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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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见了,不觉叹服此女的良苦用心。
曾国藩公务繁杂,自对秦淮艺妓有了良好印象以后,只要得闲,总要邀几个幕僚好友去秦淮河畔,吃吃花酒,听听歌曲,以缓解一下紧张情绪。
一次,他为一来南京的友人在秦淮一酒楼设宴接风,席间请了一个名“春燕”的歌妓唱曲助兴。那春燕不但姿容姣好,歌喉更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功力,曾等一干人无不为之倾倒。
后来,春燕为一富商纳为小妾,离开了秦淮,曾国藩再去,已是人去楼空。曾在怅然若失间,写出了下面这副《怀春燕》的对联:
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一别竟伤春去了;
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几时重见燕归来?
对联把“春燕”二字分别嵌入上下联,伤别,怅惘,情真意切。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的另一面:他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啊!
二、圣不免俗
一次曾国藩用完晚饭与几位幕僚闲谈评论当今英雄。他说:“彭玉麟、李鸿章都是大才,为我所不及。我可自许者,只是生平不好谀耳。”
一个幕僚说:“各有所长,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
曾国藩问:“你们以为我怎么样?”
众人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个管抄写的后生,他插话道:“曾帅是仁德,人不忍欺。”
众人听了,一齐拍手。
曾国藩得意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后生告退,曾氏问:“此是何人?”
幕僚告诉他:“此人是扬州人,入过学(秀才),家贫,办事还谨慎。”
曾国藩说:“此人有大才,不可埋没。”
不久,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派这位后生去扬州任盐运使。
老曾每每都在怵惕着“谀”,却挡不住无形中谀的神奇力量。
三、曾国藩的另一面
曾国藩是清代的名相,也是个官精。他步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跳十级,37岁就当上了二品京官,可谓一帆风顺。但是,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常常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戴着两副面具。
天京攻破后,御史贾铎在京城发难,奏请朝廷命曾国藩将太平天国的金库查明,报部备拨,这是对曾氏兄弟极为凶狠的一着,使他们几乎没有招架的办法。当时,太平天国的大量金银珠宝在幼天王等仓皇逃命的时候,是不可能全部带走的。湘军入城后,对这些积存已抢劫一空,不可能再“报部备拨”了,就是少有劫余,曾氏兄弟也不愿意上缴。但是,面对朝廷的命令,该怎么办呢?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朝廷当然是不相信他的话的,但是,这时的朝廷并不愿意与曾氏兄弟的关系闹得太僵,于是在给他的廷寄中说,根据你的奏折,城中(指天京)并没有贼库,这是事实。这样,朝廷算是给了曾氏兄弟一个体面的台阶。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氏兄弟在俘获李秀成后,没有解京献俘,而是在十七天之后匆匆地将李秀成杀了。消息传到京城,大哗,都说曾氏兄弟专横跋扈,杀人灭口,使曾氏兄弟又陷入难以招架的地步。
本来,曾国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报捷折中还向朝廷请示,李秀成、洪仁达“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按理,曾国藩应在朝廷“定夺”之后行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饮宴了一番之后,便将李凌迟处死了。把李秀成槛送京师,是当时各方面的共同意见,就是曾国藩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他又为什么不等朝廷的命令而将李秀成匆匆处死了呢?他给朝廷做了一番解释。他认为,除了洪秀全之外,其余的都没有必要解送到京师,陈玉成和石达开就是现成的例子。再者说,李秀成自知罪重,到哪里也是死,微臣担心他在途中,或者逃跑,留下祸患,就与弟弟曾国荃再三商量,统一了意见,就地正法了。
曾国藩生怕这样的解释交代不了朝廷,于是在另一奏折中进一步解释说,李秀成很得民心,党羽很多,威信很高,号召力很强,如果不迅速杀掉,则贻害无穷,所以就把他杀了。
真实的情况是曾国藩害怕一旦把李秀成解送京师,李秀成的供词与自己连日来的奏折不符,这样他就犯了欺君之罪,吃不了也得兜着走了。比如,曾国藩报捷说,破了金陵当日,杀“贼”十万,而当时城中连居民也不过三万多人,怎么来的十万?至于天京的“金库”,李秀成自然是一清二楚的……想到这些情况,精明的曾国藩自然是不会把李秀成解送京师的了。
曾国藩为了保护自己,什么谎话都敢编造。本来,朝廷在六月二十九日的谕旨中明确命令他“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曾国藩于七月初六收到了谕旨,而他就在当天把李秀成杀害了。过了半个月,他才慢腾腾地于七月二十日复奏说,微臣在初十日才收到谕旨,仔细算一下,臣应该在初六日就收到谕旨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竟迟了四日。谕旨是由安庆转递江宁的,不知道是何处驿站出了差错。朝廷为了利用曾国藩,虽然也下令挨站严查,最终却没有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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